从今天的视角看，之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将秦国彻底变成一个对全体人口进行有效控制的中央科层式集权国家，进而最大程度地从社会汲取人力与物质资源进行有效率的对外扩张战争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
然而，尽管有来自秦孝公“自上而下”的支持，但秦国世族保守势力依旧强大，出于“恐天下议己”从而引发政治风波，动摇自身王位的原因，孝公亲自安排了一场御前会议，核心即让商鞅与守旧派代表，世族老臣上大夫甘龙，左司空杜挚等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当堂辩论，对于甘杜两人“无百倍好处不可变法，无十倍功效不变更祖宗器物典制”，“圣人与智者只能因循守旧进行统治教化”的观点，商鞅犀利地提出这仅仅是“世俗之言”治理国家并无一成不变之法，前代之礼法各不相同，商汤，周武王并未恪守成规，而兴旺发达，夺取天下，他更有力地鼓励孝公当机立断，抛除顾虑：“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最终，孝公被商鞅的雄辩与热情所打动，于六年（公元前356年）拜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6年后，迁都都咸阳，标志着强盛崛起的秦王朝向东扩展的决心，这里地处渭河台地，具备丰厚的黄土，耕种简易，并且利于漕运。由渭河北岸古道，可以东出临晋关，渡河可以东至蒲坂，直取夙敌魏的腹地，由渭南古道，则可以东崤山，函谷关，与中原诸侯争雄。
商鞅前后两次变法，核心内容即是按照源于三晋的法家政治理念与变法经验，增强秦国的“耕战”之力。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商君考》中明确指出，编民为伍，彼此连坐之法，出自李悝《法经》，罢黜守旧勋贵出京，整饬军备，沿自吴起，甚至变法之初，立木封金于都城南门，也是模仿吴起“南门偾表”。首先“废井田，开阡陌”，改百步之田亩度量为240步，着重开辟与分配耕地，鼓励垦荒，所以“开阡陌”的最终目的不仅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统一缴税，终极目的也是将土地度量与户籍徭役兵役管理“绑定”在一起，根据商鞅所撰《垦草令》，秦王还采纳了其建议，招徕三晋之人，给予田宅和国人身份待遇，一则削弱了三晋帝国的人力资源和相应的农业生产和军事动员能力，也使相当部分秦国男性青壮年可以投军入伍，增强秦军战斗力。
商鞅变法之另一核心举措，在于在秦国全境推行县制，以往秦，三晋与楚设县，多为边境偏僻地区，军事边防作用为先，商鞅变法之后，将秦国全境统一划分为41县，最高行政长官为县令，秩级从600石至1000石不等，职责相当庞杂琐屑，包括管理农业生产，管理粮仓，管理公府金钱，兴发徭役，兵役，铸造兵器等等，县令之下有县丞和县尉，合称为长吏，是县令的佐官，分别负责辅助管理政务，以及县内军事之职，县令与长吏之下，有厩啬夫、皂啬夫等职责明确的胥吏，县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国家可以强力控制编户齐民，予取予求，赋税、兵役、徭役悉出于编户。
户籍编制和授田之法的最终目的，在于驱民为战，对外扩张，而商鞅变法中实行的军功爵制，则是军事组织动员的强心针。1975年出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简中，亦有《军爵律》两条，分别规定了军功赏赐的具体政策，战场得敌人首级一，就能赏爵一级，为五十石之官，斩两首者爵二级，为百石之官…….可谓简单直接，通晓民心。军功爵制的推行，也有力地促进了秦王国的社会转型，使得周代贵族赖以维系统治的“礼乐”教养更加失去了意义，发达的军事组织与官僚制度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与互相促进性，使得万民在一条统一的起跑线上接受自上而下的统一指挥，协调协调行动。
随着变法各项措施雷厉风行地在秦国推行，秦国的国力迅速增强，东进拓疆，建立霸权成为了孝公和商鞅关注的核心问题。东进，就必须彻底摧毁秦的宿敌魏国，也许在商鞅内心深处，他一直没有忘记魏惠王对他的冷落与忽视，而让魏国付出霸权旁落，疆域缩减，军力被毁的代价，则是最好的复仇，他游说秦王道“秦与之魏，譬如人之有腹心患，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公元前354年，趁着魏赵大战邯郸之际，秦军东进，元里一站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夺取了少梁，这是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外战大胜，两年后，商鞅晋升大良造，再次趁着魏国争霸中原，无暇西顾之势，率领大军穿越河西，夺取了魏国的旧都安邑，并进而贡献魏国防秦重镇固阳。
曾经轻视商鞅的魏惠王，终于尝到了悔之莫及的滋味，公元前344年，他派出使节前往宋卫邹鲁等国之间，试图建立联盟，集各国之力联盟伐秦。然而，这次表面上声势浩大的反秦联盟，却被洞悉魏惠王心理的商鞅轻松破解：他向孝公指出，独立抗击联军是下策，请齐楚等与魏国有隙的东方大国发兵来救，是中策，上策则是先以利害分歧破魏组织的反秦联盟，再设法令齐楚等国自行伐魏，这样秦国不仅自身无损，还可以再次趁魏国交困之际出兵收复河西之地。魏惠王居然在亲身涉险的商鞅的游说下，吃下了秦国支持自己称帝这枚空心汤圆，计划联合燕国伐齐楚，兴冲冲地“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从七星之旟”闭门过起了皇帝瘾，结果引发东方六国众怒，先是在桂陵之战中败给齐军，丧师十万，又被商鞅率秦军趁火打劫，大将公子卬被俘，失去了河西之地。
凯旋而回的商鞅，达到了其事业与威望的顶峰，秦孝公亲自东郊迎接凯旋之师，同时兑现了自己“有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诺言，将商鞅“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商鞅虽在新君秦惠文王上台后不久就遭遇横祸而死，但其变法却已经在秦国牢牢生根，所谓“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秦国已经如同一辆呼啸的列车，完全在他设计的旨在富国强兵的法家政治轨道上隆隆前行。商鞅以后，各国客卿依旧源源不断涌入秦境，出自三晋或与三晋之学有渊源者众多。的先例。在其他秦代“四世而霸胜”前来助力的主要客卿中，韩非是韩国贵族，尉缭来自魏国， 黄留珠在《秦客卿制度简论》中做过统计：在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嬴政六位国君统治期间，“先后担任秦国相国要职的共有二十二人，其中十八人是受人推荐的客卿，张仪，公孙衍，范睢，李斯….秦国遂成为战国时代外籍”布衣将相最为靡集的国家，也就此奠定了自己统一六国，合并天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