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丰人墨池记作者。曾巩幼年聪慧，12岁作《六论》，一挥而就，言简意赅，气势雄浑，得到欧阳修的高度赞赏，从此名闻四方。青年时，多次外游，特别是和王安石极其友善， 常有诗文往来，并将王安石推荐给欧阳修。嘉祐二年(1057)曾巩中进士后，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第二年，奉召回京师，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守正不阿，颇有政声。元丰三年，徙知沧州，过京师，宋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1081)，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1082)，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宋理宗时，追谥文定。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他虽然与王安石个人关系密切，但对王安石变法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即使对新法看法不同，但新法一旦实施，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百姓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这是他能够成为“唐宋八大家”的主要原因。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
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辩难，不露锋芒。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 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融记事、议论、抒情于一体，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炼，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入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扫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成就颇丰。《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 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 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 收集篆刻五百卷，取名为《金石录》，后世篆刻者，无不以此书为教科书。
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
曾巩能被评为“唐宋八大家”，绝非浪得虚名。《宋史·曾巩传》称他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其文“纡除而不烦，简奥而不悔，卓然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