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慈祥的人的祖父，他的眼睛笑盈盈的，他的笑常常笑成孩子似的。祖父是一个宽容的人，小萧红闯祸了的时候，他总是安慰她，从不怪她。祖父是一个博学的人，他教萧红念《千家诗》，没有课本，全凭口头传诵。祖父是那个时代里独特的人，当所有人的说小团圆媳妇是妖精的时候，他却说她是个好孩子。祖父是那个时代的反抗者之一，但他永远都默默的，没有做什么，但他的言行激励着所有的人，他是一块丰碑。扩展资料萧红通过‘看客’的众生相、社会相，画出了沉睡的国民的灵魂，揭示了东北世世代代国民经历着什么样的人生——对待生命、生活、命运的态度和采取这种态度的心理基础及思维形态，在历史文化的批判中，蕴含着改造国民灵魂的愿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呼兰河传》是国民灵魂的一曲挽唱。该小说旨在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对民众精神的戕害，改造国民麻木的灵魂，因为萧红早就意识到“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那就是“病态的灵魂”，于是“想改正它”，正面揭露“封建的剥削和压迫”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一条有效途径。
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
黑龙江省呼兰县（现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汉族，远祖张岱，于乾隆年间从山东省东昌府莘县（今聊城市莘县）逃来东北，到萧红祖父张维祯一代才从阿城县福昌号屯迁到呼兰。
原名张乃莹，“萧红”是发表《生死场》时使用的笔名，另有悄吟笔名。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
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
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
我家有一个大，这园子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跟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祖父一天都在院子里边，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在后边，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个地溜平。其实，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地瞎闹。有时不单没有盖上菜种，反而把它踢飞了。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不过是伏在地上，用锄头乱钩一阵。我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谷穗当做野草割掉，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
当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地还留着一片狗尾草，就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谷子。”
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
我说：“是的。”
我看着祖父还在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给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说：“这不是一样的吗？”
祖父把我叫过去，慢慢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却没有，只是毛嘟嘟的，很像狗尾巴。
我并不细看，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我跑过去摘下来，吃黄瓜去了。黄瓜还没有吃完，我又看见一只大蜻蜓从旁边飞过，于是丢下黄瓜追蜻蜓了。蜻蜓飞得那么快跑，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也没有存心一定要追上，跟着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了。采一朵倭瓜花，捉一个绿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儿，线头上只拴着一条腿，蚂蚱不见了。
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
“下雨啰！下雨啰！”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底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手，仿佛大树都会发出声响；叫一两声，好像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
花 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花，就开一个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同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着了。
（本文选自萧红的《呼兰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