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的论述题“中国古典诗歌论”
意境，即指“意中之境”，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是“情”与“景”的艺术结晶。（《中国诗歌艺术》王红、谢谦主编P127）或者可以说，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所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他同文学典型一样，也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P217）清代王夫之说萧萧班马鸣：“情、境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姜斋诗话》），这里的“景”大致等同于“意象”，而情景合一，则指的是意境。
诗歌创作中“意境”一词的提出，见于所传王昌龄所撰的《诗格》一书，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镜，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境二：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在这里，作者已经注意到了作家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物境契合交融的这样一种现象。“物境”到“情境”再到“意境”的逻辑线索，其实就是由实到虚的层递过程。“意境”比“物境”和“情境”更加的虚化，即情景交融。
意境说在先秦时期即已萌芽，《易传》的“立象以尽意”、庄子的“言不尽意”说以及“诗六义”（风、赋、比、兴、雅、颂）说，可以看做意境说萌芽的标志。这些片段式的言说从“意”到“象”、“言”到“意”辩证关系的讨论以及“风”、“比”、“兴”等艺术手法的阐释方面初步探讨了“意”、“象”、“言”的关系及创作手法，为意象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汉魏六朝时期，意境学说进入人文研究领域。陆机、刘勰、钟嵘等文学理论家对情物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提出了“意象”、“滋味”、“风骨”、“神韵”等涉及艺术形象创造和评价的文论概念，深入探讨了“意”、“象”、“味”、“韵”、“神”等文艺范畴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印度佛教的传入给中国学界带来了“境”、“境界”等概念。“境”的传入以及研究为“境”和“意”的结合奠定了基础，佛教的“境界”理论对诗歌意境理论的形成更是有着直接的启示作用，加之这一时期清谈横行、玄言诗独占文坛、山水田园诗异军突起，意境学说逐步从哲学领域进入到文艺领域中去，为意境理论的形成打开了方便之门。
诗歌意境论的繁荣是在唐代，这个与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有关，更是意境学说几百年以来在文艺领域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以王昌龄、皎然为代表的文论家对诗歌意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进行了深刻的描述，并结合诗歌创作进行了细致而广泛的阐释和分析，至此，诗歌意境理论臻于成熟。之后刘禹锡和文艺理论家司空图又进一步提出了“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的创作见解。
明清两代，围绕意与境的关系问题又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明代艺术理论家朱存爵提出了“急境融彻”的主张，清代诗人和文学家叶夔认为意与境并重，强调“抒写胸臆”和“发挥景物”应该有机的结合起来。近代文学家林纾和美学家王国维则强调“意”的重要性，林纾认为“维能立意，六能创建”，王国维则认为创辞应服从于创意，力倡“内美”，提出了诗词创作中的以意胜的“有我之境”和以境胜的“无我之境”两种不同的审美规范。
我国古代诗论很早就注意到了“情”与“景”是诗歌意境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谢榛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和而成诗。”（《四溟诗话》谢榛），同时也注意到了诗歌创作的物我交融，王夫之说：“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姜斋诗话》卷一）认为情景交融及意境。这是明清以来诗话、词语中较为普遍的说法。再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说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虑己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意胜或以境胜，苟缺其一，不以言文学。”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就提出：“诗以专诣为境”的主张，他评张籍、王建的乐府诗，认为虽一善言情，一善政事，但因不能使情与事融合贯通，做到“气从意畅。”所以，“境皆不佳”。这就说明：情景交融，即意境的说法，最迟到明末清初已经定型。现在的袁行霈就这样认为：“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景物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
根据情与景的关系，我们在阅读中国古典诗歌时，常常把意境的形成方式分为以下几种：
一． 触景生情，情由境发。诗人猝然与某种物镜相逢，随境生情，逐渐达到意境浑融的境地。比如杜甫的《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洞庭湖的美早有耳闻，今日终于得以见到，它的景色确确实实是像“昔闻”那样的壮阔无比，美的无与伦比。从“昔闻”到“今上”之间，诗人已阅尽了人世沧桑，老了，病了，异乡漂泊，国难未平，归乡不得。以残年衰老之身对此吞吐日月之景，情何以堪啊。杜甫的登岳阳楼是一登楼滋生了百番的愁绪与忧愁。由壮阔的风光引发的是身世之感、忧时之感、景愈美，情愈痛，以至于情难自抑，涕泗交流。在这一类的作品中，情虽然是为境触发，但事实上这情是早已蓄积在内心的，一有了诱因就迸发了出来。
二.移情入境，情赖境显。诗人的主观的情、意很浓郁，在面对物镜时，将自己的情感灌注于其中，及刘勰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客观地物境遂充满了诗人的主观情感色彩。在这种意境构成方式中，是人的主观感情始终居于主导的地位。比如李白的《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为一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这是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送别诗，诗人与友人策马辞行，情意绵绵，动人肺腑。这里最能表现移情入境的就是“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一句写得十分工整，“浮云”对“落日”，“游子意”对“故人情”。同时，诗人又巧妙的用“浮云”“落日”作比来表明心意。天空中一抹白云，随风漂浮，象征着友人的行踪不定，任意东西；远处一轮红彤彤的夕阳徐徐而下，似乎不认遽然离开大地，隐喻诗人对朋友的依依惜别的心情。在这山明水秀、红日西照的背景下送别，特别令世人留恋而感到难舍难分。这里既有景，又有情，将送别之意移入浮云和落日中。
三.双向互动，物我情融。诗人把自己的性格、情感投射、灌注于外物，同时又汲取自然物的精神气韵于自己，物与“我”的情趣往复回流，浑然一体。创造这种境界并不容易，但优秀的诗人往往能细致的体会物情，与外物精神交通，比如王维的《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最出名的的应该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吧。近人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说：“行至水穷，若已到尽头，而又看云起，见妙境之无穷。可悟处世事变之无穷，求学之义理亦无穷。此二句有一片化机之妙。”“坐看云起时”，是心情悠闲到极致的表现，云本来就给人以悠闲的感觉，也给人以无心的印象，因此陶渊明才有“云无心以出岫”的话（《归去来辞》）。通过这一行、一到、一坐、一看的描写，诗人此时心境的闲适也就明白的揭示出了。而且从艺术上看，这两句诗真的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首诗把诗人退隐后的自得其乐的闲适情趣，写的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兴致来了就独自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看行云变换，这生动的刻画了一位隐居者的形象，如见其人。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最后说到诗的“意境”不得不提到“意象”和“境界”。
首先，意境是诗人的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相交融而创造出来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诗歌创作离不开意象，意向的选择只是第一步，昰诗的基础，组合意象创造出“意与意谐”的是的艺术。意境与意象在本质上有一定的联系，它们都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产物，都是情与物的结合体。但它们又有区别：从形式上，意象与词句相关，意境则与全篇对应。
然后，意境不等于境界。它们既不能并举，更不能并列。意境的概念是在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发展到比较成熟的水平上提出来的。足以景物描写由抒发情志的陪衬发展到独立状态为前提的，是中国诗歌美学的一个独创范畴。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吧“境界”作为一个诗学概念，但从他对“境界”所作的一些说明来看，如“造境”、“写境”、“主观”、“客观”、“有我”、“无我”、“理想”、“写实”等区分，无疑是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显然，以“境界”来代替土生土长的、带有浓厚的中国理论特色的“意境”概念是不合适的。
所以，我们在欣赏中国古代诗歌时，必须注意区分“意境”与“意象”，“意境”与“境界”。
自意境说出现之后，我们在阅读中国古代诗歌时总会有意无意的以“意境说”的标准来欣赏诗歌。但是，诗的意境就像我们读书一样，不同的人读有不同的感受，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读诗也一样，会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存，自己的人生经历，人生观来对诗的意境进行分析，对诗歌的意境进行再创造。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这首诗历来众说纷纭。爱情说，悼亡说，咏物说等等。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诗才更有魅力，才更吸引着我们去研究，去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