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这种东西，在古代大概就是统治者对某些文章或著作（也可能是著者）不满意，便从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然后施以罢黜官职、肉刑或是砍头等惩罚。需要注意的是文字狱与因言获罪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后者所涵盖的范围更大些。比如商末的名臣比干因强谏纣王而被剖胸挖心，就是因为他的言论或观点而倒霉，属于因言获罪，跟文字狱没啥关系。
华夏文化，尤其是文字的博大精深，有时候也会成为让人倒霉的缘由
史上的第一场文字狱，大概要安在西汉杨恽的头上。他在写给老友孙会宗的私信中管不住嘴巴信口开河，没想到因为遭到抄家使之公之于众。结果汉宣帝刘询一怒之下将杨恽腰斩，老孙也受牵连被罢了官。需要注意的是，这位老杨是大名鼎鼎的太史公司马迁的女婿，他的老丈人曾因为肆无忌惮的在史书中直指皇帝之非，差点抢了女婿的这个头筹，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此后的朝代中文字狱也偶有发生。比如曹魏年间，“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因《与山巨源绝交书》得罪了权臣司马昭，结果被处死；爆发于北魏的“国史之狱”中，太武帝拓跋焘不但砍死了主犯崔浩，连其宗族、姻亲等都遭到了族诛，始开株连这个恶劣的先例。
而首先在一个朝代大规模爆发文字狱的，居然是文风昌盛、对士大夫极为优待的宋朝。宋朝的文字狱之多简直堪比清朝，比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仅宋高宗赵构一朝，据统计相关案件就不下20起。不仅如此，两宋300多年间禁书、焚书等事件也多有发生，其中民间所著的私史成了重灾区。类似清朝明史案的文坛祸事在两宋屡见不鲜，比如《唐鉴》、《东斋记事》、《晁补之文集》等都在禁毁之列，连后来被儒家推崇备至、堪称宋明理学奠基人的程颐的著述都没有逃脱毒手。
乌台诗案让苏轼贬谪黄州，于是才有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寒食诗等千古不朽之作
只不过宋朝的文人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避暑漫抄》宋·陆游）这一“祖训”护体，皇帝的刀子一般砍不到他们头上。因此宋朝的文字狱虽层出不穷，但倒霉蛋们的结局大都是罢官免职或远窜地方了事，所以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波。
不过在清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文明上的落差、文化上的不自信是导致清朝文字狱迭出的主要原因。满清入关继而席卷天下之后，满人在经历了从最初的惊讶、狂喜之后，剩下的可能只有恐惧和不安。
在清初之时，其在关外故地“从龙”的总人口应该仅有百万上下，其中大部分还是汉、蒙等族裔。纯粹的满人应该只有20万出头，其中丁壮可从军者不过几万人；在文化上，满文初创还不到50年，本族的历史全靠口口相传以及神棍的胡说八道；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相较于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华夏，满人的那些玩意简陋粗糙到可以说啥都没有。
满清入关与其说势不可挡，不如说遭到的抵抗孱弱至极，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多少人马
因此可以认为满人入主中原，是诸多巧合因素叠加在一起之后的结果。然而在以蛇吞象这一结果已成事实的前提下，面对万里河山和数以亿计对其充满敌意的人口，满人在事实上已经无路可退，唯进取一途可行。
于是他们先是靠疯狂的杀戮，通过制造威慑来掩饰自己的恐惧、压制无法避免的反抗；然后几乎全盘照搬了前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试图弥合族群差异、稳定自身的统治；等到国内形势基本稳定之后，清朝的统治者开始在思想和文化上进一步加强控制，塑造他们的正统地位。
而他们使用的手段依旧简单粗暴，那就是文字狱。
顺治皇帝福临即位后，立即仿照前朝开科举以收士人之心。结果在顺治二年的河南乡试中，有举子在试卷中将多尔衮这位“皇叔父”写成了“王叔父”，惹恼了这个权倾朝野的“太上皇”。于是考官欧阳蒸、吕云藻等人被革职，交由刑部问罪——这是有史可查的清朝第一场文字狱事件。
清朝最早的文字狱与其说是发生在顺治朝，不如说是多尔衮搞出来的
顺治皇帝福临在位18年兴文字狱7次，数量虽然不少但处置并不怎么严苛。像《变记》案中，身携记录反清志士事迹书稿的和尚函可要是搁在几十年后，能痛痛快快的被砍死恐怕都是一种奢望，最终只是流放关外了事；在大学士刚林发起的坊刻制艺序案中，事涉满清正统的“不赦之条”，最终主犯毛重倬不但仅被关了3年，还被准予继续参加会试；在张缙彦诗序一案中，哪怕顺治皇帝亲自下旨要求处斩，最终的审判结果还是免死革职、没收家产，然后以流放宁古塔告终。
是不是跟我们想象中的文字狱动辄人头落地、一株连就一大片人倒霉的情况不一样？这是因为文字狱虽然看似简单粗暴，其实是个很高级的玩意，需要一定程度的文化素养和权谋手段打底（这东西本来就是擅于此道的汉人发明的），一般人根本搞不清楚、玩不明白。
比如在性格比较“马大哈”的蒙古人看来，文字狱这种东西压根就不存在（谁听说过元朝有文字狱？）。在元初时有个叫梁栋的人嘴巴比较大，闲着没事乱讲话，结果被告到官府说他题反诗，“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这可是反诗哎，堪称文字狱的大杀器，不弄死一地人或逼反几个大贼头，好意思管自己叫反诗？可蒙古人的脑洞显然跟别人不一样，压根就不拿这玩意当回事：
“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至正直纪·卷二》元·孔克齐）
连“谤讪”这种事，“天朝”都觉得无所谓，所以写了“反诗”的梁栋继续活蹦乱跳，蒙古人压根懒得理他……
草原有多大，蒙古人的心就有多大……
清初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满人比蒙古人小心眼些，但也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事。不过顺治朝以后，清朝皇帝的文化水平蹭蹭往上涨，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康熙皇帝不仅是位罕有的雄主明君，在汉学上的造诣让人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出身“蛮夷”的影子，就连历史上的汉家皇帝能在勤学苦读上超过他的也寥寥无几：
“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诂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意。”（《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一十七》）
玄烨之后，胤禛、弘历无论在雄心、政绩还是学问上亦是清朝皇帝中的佼佼者。这样的皇帝在需要的时候，汉家故智自然会信手拈来，丝毫不费力气。于是在康雍乾这个清朝统治者最需要稳定人心的“盛世”期间，文字狱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玄烨在位60年搞了20多起，胤禛比他老爹能干，13年也搞出20多起。到了年间清朝的文字狱达到了最高潮，自大狂兼重度疑心病患者爱新觉罗·弘历折腾出了130多起文字狱，吓得文人学者要想治学只能在训诂和考据等“安全领域”瞎琢磨，没想到还搞出来“乾嘉之学”这么个怪胎。
明史案、南山集案、“维民所止”案、曾静吕留良案、胡中藻诗狱、徐述夔案等等这些史上最有名的文字狱事件均发生在这一时期；而像“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等这种牵强附会致人冤死的故事也非市井传说，而是确有其事。更可怕的是，相对于顺治朝时在文字狱案件上的高举轻放，到了康雍乾时不但杀得人头滚滚，而且大肆株连，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黑暗恐怖的一段时期。
康雍乾是清朝的治世，但在思想文化上则是乱世
不光是汉人因为被怀疑“反清复明”而倒霉，连纯粹的满人都跟着遭殃。
出身满洲正红旗的礼部侍郎郎世臣擅诗文且性疏狂，一句“霜侵鬓朽叹途穷”大概就惹得自负文采风流的弘历满腹妒火，又一句“秋色招人懒上朝”让他抓到了把柄，再看还有“应照长安尔我家”，于是弘历就把可怜的老郎打发回了他真正的老家黑龙江。而广西巡抚鄂昌更惨，因为在与友人诗文唱和时称蒙古人为“胡儿”，弘历就非说老鄂是在骂他，逼着人家自尽。
而在清朝诸多文字狱事件中，《觉迷录》一书的颁行和禁毁，是一段颇值得一说的故事。
胤禛觉得光杀人不是办法，就想拿一部《大义觉迷录》解决问题。雍正六年秋，湖南有个不第秀才叫曾静的，派他的徒弟张熙跑到西安，打算投书策反陕西总督岳钟琪。
曾静这个失意老学究天真的认为，老岳这货是南宋岳武穆的后代，与身为女真人后裔的满洲人必然有着血海深仇。而且胤禛刚刚干掉了岳的老上司年羹尧，岳兔死狐悲之下未必就没有反心。
曾静不过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鳖学究，真正给了他策反岳钟琪勇气的不是梁静茹，而是吕留良
可惜老岳自认深受皇恩难以为报，哪里肯反？于是立刻逮捕倒霉蛋张熙严刑逼问。不过小张是个坚定的反清志士，打死也不说，可这怎么能难倒岳钟琪？人家老岳是名将，凡是能当上名将的就没一个缺心眼的。所以老岳改用欺骗的手段蒙蔽了天真的小张，从他的口中套出了主谋老曾。
岳钟琪立马上奏胤禛，让皇帝赶紧去抓老曾——因为这件事情十分可怕。曾静策反岳钟琪的书信内容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据说其中列举了胤禛这家伙“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用佞”、“诛忠”这十大罪状，虽然大都是老曾自说自话式的胡说八道，但单就他彻底否定胤禛继位合法性这一条，简直就让老岳不寒而栗，这绝对是当朝第一大案啊！
胤禛这家伙收到老岳的急报，当场被气哭了：
“朕览逆书，谅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大也。此等逆物，如此自首，非天而何？朕实感沃祖之恩，昊天罔极矣。此书一无可隐讳处，事情明白后，朕另有谕。”（《大义觉迷录·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之朱批》）
这下老曾还能有个好？自然被火速拿下、马上审问。话说当时去抓他的官儿心里可能还有畏难情绪——敢去策反朝廷大将还能把皇帝气哭的家伙，起码也是个硬骨头、纯爷们，何况他的弟子就很有种，当老师哪能是三木之下就能轻易招供的？
谁知板子还没落到曾静屁股上，这货就跟死了娘似的又是鬼叫又是嚎哭。不但问啥说啥，还主动交代说自己都是被吕留良这个大坏蛋写的书教坏的，而这些书都藏在严鸿逵、沈在宽那几个小坏蛋家里。
曾静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典型代表
于是吕留良的家眷（吕已死）、严鸿逵等人第一批倒霉。
不过多疑的胤禛觉得老曾坦白得太利索，一定另有隐情，于是再派刑部侍郎杭奕禄、都统海蓝和湖南巡抚王国栋再审。这回曾静的态度依然是老实的，坦白也是诚恳的，可惜没啥新料，三位大员不耐烦了，于是大刑伺候。被打得鬼哭狼嚎的曾静这回彻底没了底线开始胡乱攀扯，恐怕连隔壁跟他眉来眼去的小寡妇都成了反贼以后，大员们终于满意了。
最终在曾静一案中遭到株连的达数十人之多，已死的吕留良、吕葆中和严鸿逵遭戮尸，沈在宽凌迟，吕、严亲族16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妇女幼童发往东北边疆为奴。不过首犯曾静和张熙居然啥事没有，还领着赏钱组团去江南等地当众忏悔认罪，替皇帝洗清冤屈。
这是咋回事？
原来胤禛在研究了曾静案的案情以及熙朝以来若干文字狱的背景以后，认为汉人之所以对清廷不满、执着于“反清复明”，核心就在于“华夷之辩”的问题。而要想消除这种民族隔阂与仇恨，仅靠杀戮是不行的，还需要从改变思想观念入手。
想拿笔杆子讲道理的办法摆平那些打算搞“反清复明”的家伙，基本没有任何可能性
于是他先是亲自审问曾静，针对他的指控逐条摆事实、讲道理的加以批驳，并劝告老曾“改过自新”——话说此时的老曾恐怕连他小时候尿炕的事迹都忏悔过一千遍了，还有啥不能改的？于是乎老曾突然间又想起来他的那些大逆不道的瞎话，其实都是允禩、允禟等几个老阿哥的门下散布的，与皇帝陛下的判断“不谋而合”。
胤禛很满意，所以很快嘁哩喀喳的又是一堆人头落地。
然后他就放了曾静和张熙，还赐银千两作安家之用，并让老曾到湖南观风衙门听用，当上了公务员。搞定了曾张，胤禛马上发动了舆论战——雍正七年九月，他将曾静等人的历次口供、悔罪的书面材料，皇帝发布的上谕以及审理此案的往来文书汇编成册，并亲自命名为《大义觉迷录》。该书一经刊刻便颁发全国各地，凡官员、士子与百姓均需学习并领会精神，同时在各州府县学收藏供览，敢有违反者从重治罪。
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胤禛主要想跟他的臣民讲明白三个道理。
首先，他认为汉人所秉持的“华夷之辩”思想是错误的。一个国家和皇帝的好坏在于是否“行天道”、爱百姓，能为民之主，而不在于他是华是夷。一句话，天下唯有德者可居之：
“上谕：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
其次，重申清之得国并非夺之于明朝，而是得自“闯贼”。而明朝之亡，实亡之于流寇，而非亡之于清。
明亡于清还是亡于“流寇”是一笔糊涂账，可以怎么说怎么有理，也可以怎么说怎么没理
最后，他还拿晚明之亡国气象与清初的太平治世相比较，以向天下表明前朝政治昏乱、民生凋敝，亡之有理；相反清朝拨乱反正、再造太平盛世，臣民应该接受现实，不要总想着反清复明。
在《大义觉迷录》的最后，胤禛还以曾静之名，亲笔代他写了一篇名为《归仁录》的忏悔书，以证明这货已经“迷途知返”。于是胤禛再大度的将曾张二人释放，以示皇帝的宽仁与盛德，不得不说真真是个好手段。
拿刀子讲道理的弘历一发狠，老子算什么？《大义觉迷录》说禁就禁！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这位老童靴吧，真不知道让人说他啥好。
他是出了名的自大狂，东拼西凑的给自己整出来个“十全武功”、自号“十全老人”，其中不少都是丢人现眼的败仗和得不偿失的废仗。但光是将天山南北两路纳入版图并命名为“新疆”这一条，就让以开疆拓土为能并流芳青史的汉武、唐宗等霸道雄主也只能淌着哈喇子瞠目其后。虽然在他的晚年昏聩怠政导致清朝国运中衰，还养出了和珅这样的国之巨寇，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弘历执政的中前期，正是所谓“康雍乾盛世”最为辉煌的年代，人口持续暴增（中国史上官方人口统计超过2亿、3亿两大关口都是在乾隆年间实现的）、外战捷报频传（清朝1300万平方公里疆域就成于弘历之手，其拓土之广在清朝12帝中无人能及）、大部分百姓据说都能吃饱肚子——这样的皇帝说是个明君绝对错不了，但管他叫败家子也差不到哪儿去……
弘历绝对是是非功过最难以评说的皇帝之一
就连他被人诟病已久的酷爱写诗但水平极臭、号称“打油诗之王”这件事，其实也是褒贬难言。毕竟人家活了89岁就写了4.5万多首诗（一部《全唐诗》收纳了2千多诗人的名作也不过才4.8万首），就算从娘肚子钻出来开始就一天不落的写到死，也得一天写出1.5首来，还要啥自行车？而且能写出《述悲赋》这样名作的，天下有几人？
更何况人家的主业是当皇帝，写诗不过是业余爱好而已。
又跑题了，赶紧扯回来——话说胤禛之所以能当上皇帝，据说是因为玄烨觉得他有个“好圣孙”。弘历也跟他爷爷亲，即位后不但处处以其为榜样，还经常写诗作文表达缅怀敬仰之情，甚至在皇帝当了60年后就果断退位干起了太上皇，以示不敢超越其祖。
不过他跟自家老子胤禛的关系显然就不怎么融洽了，甚至处处对着干。比如雍正朝施政严苛，乾隆朝就改以“宽严相济”；比如胤禛把自己的几个兄弟往死里整，弘历一上台就替他们平反；再比如弘历死后也要跟玄烨一起埋在东陵，一定要离他老子远远的。
胤禛跟他孙子颙琰（嘉庆帝）埋在清西陵，玄烨跟他孙子弘历埋在东陵
所以胤禛刚死，弘历就迫不及待的凌迟了早已“改过自新”的曾静和张熙，并下令禁毁他老子的得意大作《大义觉迷录》，就不显得有啥奇怪的了。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首先是胤禛释放曾静、张熙当“悔过自新”典型的算盘已经破产。早在雍正八年，湖南士子就相约九月十九将曾贼沉潭，湖南巡抚不得不将其藏匿保护，到了两年后才让他继续正常上班。虽然苟活了下来，但曾张二人的名声在士林、民间已经臭大街了，非但起不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反倒让胤禛的谋算成了笑柄。在这种情况下，弘历只好随便找了个恶语中伤先帝的罪名把这俩货给弄死了。
其次是弘历对于他老子所谓的“杀人不如讲道理”的理念非常不认同。他认为道理不会越辩越明，只会越辩越多和越辩越乱，只有拿刀子讲出来的道理，才是大道理、硬道理，才是让人无法辩驳的“真道理”。
原因很简单，那些想要继续张嘴讲道理的，都被他拿刀砍死了——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的胡中藻案开始，弘历兴起的各类文字狱达到130多起，占到清朝同类案件的70%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月他就要对那些大嘴巴文人刀斧伺候一次，因此受到株连的人物遍及全国，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弘历操起刀子大杀四方，还真就把文字狱给杀绝迹了
不过弘历看似简单粗暴的办法，显然要比他老子文绉绉的拿嘴巴和笔杆子讲道理效果要好得多。嘉庆四年正月弘历病逝后，他的儿子颙琰立刻大赦在乾隆间因文字狱涉案人员，此后清朝几乎再未有类似案件发生。为啥？因为不服气的都被弘历干掉了，没干掉的都被吓破了胆子，集体跑去研究训诂、考据等绝对不会犯毛病的学问去了。
这也是世间有“乾嘉之学”，却无“康雍之学”的原因。
既然弘历跟他老子道不同，自然不相为谋。他认为胤禛一本正经的跟自家的奴才、无德的小民讲道理不仅是幼稚、无能的表现，还损害了皇家的尊严。不过弘历即便再看自己老爹不顺眼，也不敢把他老人家从坟墓里挖出来鞭尸，只好拿这本让爱新觉罗氏丢尽了脸面的《大义觉迷录》出气。于是下诏在全国范围内禁毁此书，有敢收藏、偷看的统统弄死。
最后，从清朝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大义觉迷录》一书中胤禛对于“华夷之辩”的解释尤其是对曾静指控的“十大罪状”的自我辩解中，揭露了太多本不应流传于世的皇家秘闻丑事。比如熙朝末年皇子间尔虞我诈的夺嫡、文武大臣间明枪暗箭的争权等等，既损害了皇室的形象又泄露了朝廷机密，不仅起不到“觉迷”的效果，反倒有了自我抹黑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弘历跟他老爹感情再好，也只能痛下杀手，将胤禛的“大作”当劈柴扔进灶膛。
《大义觉迷录》开清宫八卦之先河，给了后来的影视文学作品无数灵感
从此，《大义觉迷录》这部绝世罕见的由一位皇帝陛下亲笔撰写的御（ba）制（gua）国书，便湮没于世。直到200年以后才得以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