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领导的是历史发展有界碑性的标志。它继承和完成了延绵260多年反清斗争的目标。而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王朝更迭嬗递的历史中国历史故事，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民初社会的混乱政局是封建王朝崩塌之后的回澜，而社会危机中又酝酿新的历史转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最终使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独立并跻身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是一个急速递进的变革过程。自清政府统一中国后，虽然秘密会党历史绵远，无论是延续了几百年的白莲教势力，立基开局近二百年的天地会，还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复明”也好，“复汉”也罢，但对社会并未带来多大变化。随着岁月的推移，满族入关镇压和先辈们喋血的情景早已变得模糊和朦胧，或成为伏藏于意识深处的潜流，秘密会党的斗争提不出更新的斗争口号，斗争最终难以成功。
在近代中国提出要变更社会制度的是太平天国洪秀全。他从驱夷（满）复夏（汉）出发，在政治制度方面主要参照了中国古代“周礼夏官”之制。同时又吸取了历史上农民起义政权的一些作法。它源于古，“尊周攘夷，以复中华之盛，分疆创井，以救黎民之艰辛。”（《太平天国文书》，《太平天国》（二）第103页）但它又不囿于古，从斗争的需要出发，结合他们有限的西方文化知识，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太平天国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农民阶级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满，表现了对民主政治的渴求和向往。洪秀全借来西方的宗教，他要把理想的天朝变成人间的天国，在这天国之下，以上帝教义取天下和治天下，“拜上帝”既是宗教组织，又是政治组织。借“上帝”而将他们的政治诉求和追求的理想寓于其中。把宗教政治化和反清斗争结合起来，这是太平天国斗争的重要特征，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因此，他的改朝换代的斗争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会党的起义，作为现实的目标而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对宗教教义的朦胧启迪和对现实的诉求交织在一起而形成巨大的社会冲击力，不到半年就进军了大半个中国。但宗教的政治化和政治化的宗教加上《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均主义理想的空想化，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围剿下，太平天国“改制”的理想还是很难实现。
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虽有不少进步的内容，如男女平等，共同参政，土地平均分配，等等。他们虽痛恨清朝专制黑暗，但又崇拜皇权，封王之多，几乎凡金田首义之人均封了王，封王最多达千员以上。
太平天国虽然建立了一套区别于清朝的封建专制的国家机构和官制，但又摆脱不了封建专制的束缚和影响。根本提不出全新的政治制度方案，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外来的侵略者代表是资本主义的，在中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出现，太平天国只能回到封建制度，借助宗教理想来汇聚世俗力量。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是洪秀全无法超越的。所以，一切还是“式样翻新，而名目依旧”。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封建性，落后性极大地妨碍了它的斗争事业发展，乃至导致它最后的失败。
尽管如此，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仍超越了260多年的会党斗争，太平天国的“改制”行动，尤其是砸孔庙，毁“圣学”，删改孔孟之书，毁弃纲常名教的斗争，引起了封建士大夫官僚们的极大惊恐。
曾国藩指出：“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中国自古以来，叛乱之事所在多有，但从未有将矛头指向儒家思想本身。再怎样的穷凶极恶的“叛将”，都不犯“圣庙”，但太平天国的目的“不是推翻清朝，另建王朝，而是要将王朝整体消灭。”从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太平天国反清斗争在当时还是引起整个封建社会极大地震动。虽未撼动清朝封建统治根基，但触动了封建社会的敏感神经，直接或间接推动或影响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太平天国政治制度中不少合理的成分为后来的革命者所重视和实践，中共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中，在土地制度方面实现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在革命队伍内实行男女平等，给予妇女和男子同等的政治地位。在教育制度方面，太平天国实行女科考试，这对后来的女子文化教育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他们改制建国的斗争，直接和启迪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清政府虽倾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但并没有改变自己灭亡的命运，在残喘了四十多年之后，还是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
辛亥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孙中山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香山地区是不少太平天国将士的家乡。孙中山自小就耳闻目濡太平军将士反清斗争的故事。他深为太平天国的失败感到可惜。誓志继承太平天国先烈的遗志，为“改变中国”而努力。因此有人将他称做“洪秀全第二”。此后，孙中山随兄长孙眉前往美国的檀香山，初步接触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中国历史的记忆和对现实的黑暗的不满，化成他对美好政治制度的向往和追求。1894年他和人秘密成立了兴中会，誓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继太平天国洪秀全之后，提出“逐夷建夏”、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张。此后，随着对国情的更深了解和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认识，1905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并写入中国同盟会的誓词，成为反清革命的宗旨。为了实行这个革命目标，他先后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连同当时其他革命组织如光复会以及大小会党发动的起义，和众多的“兵变”“民变”抗捐抗税斗争，共同汇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清革命斗争形势，给清朝统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直接导致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各省迅速响应。一个月内，先后有10多个省份、区域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在冀鲁豫地区，在袁世凯的操纵下，上演了“请愿共和不独立”的一幕闹剧。在袁世凯那里，此举可以稳住袁世凯在这些地区的基本盘，不致号令不出都门。另外，加重他与南方谈判较量的筹码，同时此举也是进一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清帝早日退位让出政权，使他早日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请愿共和”虽很伪善，但客观上表明了清朝大势已去，共和已是人心所向。民主共和必行于中国，任何人也无法阻挡。正如袁世凯的幕僚王锡彤说的，“清帝退位实仰赖当局阴阳捭阖之妙，而实藉民党发扬蹈厉之势，乃可恫喝而成功。”但归根结底在于革命声势：“民主共和早已深入人心，不能易也。孙中山振臂一呼，民之众者如流水，南京开会，公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遂为中华民国诞生之始。”
而以张謇为首的立宪党人也以清廷大势已去，决心“手捧朝阳。不再扶持落日”，转向拥护共和，支持孙中山革命党人。立宪派的转向支持革命影响很大，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张謇、前清江苏巡抚程德全、浙江立宪党人汤寿潜后来还应邀参加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担任实业、交通、内政三部总长，为新生的中华民国直接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张謇还在财政上，一度支持临时政府。
1911年12月下旬，独立各省的代表齐集南京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选举产生了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赴南京就任时在上海车站与欢送者合影。
中华民国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庄严宣告了中国延绵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使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国理想变成了现实。尽管这个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然而它毕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大变革的重要产物，是中国政治制度演变史上的里程碑。
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视角看，辛亥革命当然不是旧式农民起义，更不是旧式会党在现代的翻版，在学习西方方面，同样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代表人物，孙中山要比洪秀全深远得多。
洪秀全只是找来一个“上帝”，也想借这个上帝打造人间“天国”，但他的这个天国充塞着大量落后的东西，什么“天条”“十戒”，这些都是封建糟粕，落后的东西。与太平天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真是“中国新气象，华夏大文章。”处处保持着革命本色，临时政府摈弃了封建时代一切官样排场修饰。临时政府选择原两江总督府作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办公地。临时大总统办公室是一个前后二进的套间，前一间为总统办公室，后一间则为宾客的接待室，而到了夜间则成为临时大总统的卧室。若有总长或次长一时无住处，则与总统临时挤住在一起。所有政府成员一律使用总统印发的饭票。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没有办公室，最后带领几个助手总算在丁家桥找到一处，作为临时办公处。身为总长的蔡元培没有秘书，要自己动手洗衣服。有一位老者从扬州赶到南京看望孙中山，在门口被卫兵拦下，孙中山说，现在是民国了，让他进来。这位老者一见孙中山就要行跪拜礼，被孙中山连忙劝阻。孙中山说：“老人家起来，现在是民国了，总统不是皇帝，我今天是总统，为大家办事，如果明天不做总统了，就和你一样是一名公仆。”临时政府一切因陋就简，甚至办公所用纸张公笺文件也是买的较薄的黄毛纸印刷。
孙中山和临时政府的总长、次长们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开了一个好头。南京临时政府在建元上也一反旧制。明清以来多以一君即位为元年。“而今以立国之始为元年，即中华新国之例也。”“下令改用阳历，以壬子年正月一日为中华民国二月十八日，天下之耳目一新，改壬改岁，固新国之巨典也。至省去闰月，稽核最便，银行、大公司便利最多。”总而言之，无论从哪一方面讲，由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建立的中华民国，“改制”活动都是破天荒的，都要比太平天国改制要深刻得多。作为中国社会历史大变动，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以下几个带有根本性的变化。
一、民主共和国体的确立是史无前例的。它结束了中国绵延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赓续相延的局面，开创了民主共和体制。自此民主共和深入人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有违此者则被视为大逆，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二、民族国家的认同。汉满蒙回藏，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五族共和，同为一家。”
三、开始了中国现代化起步。南京临时政府公报《宣言》颁布的《临时约法》明确以建设现代化新国家为目标，提出了振兴实业、创办新式教育、发展经济。
四、辛亥革命后各种思潮、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而作为思潮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此外，辛亥革命还给人们留下主权在民，国家统一，以及追求民族平等，民主正义的两个强烈的理念。中国历史从此与世界历史汇流而趋于同时并进。
民国初年社会政局的混乱是历史大变迁的回澜
社会新陈代谢是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复辟倒退的现象，袁世凯解散议会、政党，国会活动停摆，袁氏悍然称帝，张勲复辟，乃至出现大小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夫去一满洲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等等。这一切都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历史大变动后的回澜。
辛亥革命后，清室根据优待条件，仍居住在紫禁城内，使用宣统年号，颁布起居注，一些前清朝臣僚还时不时入宫叩拜，继续效忠他，而以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等为首的宗社党人、以及张勲等前清武官仍然想着有朝一日清帝复辟。因此，从表面上，中国已是民国了，但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政权，旧势力不甘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旧势力仍在进行较量和搏斗。
1912年4月，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势和东山再起，是利用了辛亥革命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而取得了政权。借民党革命声势以要挟清政府，借段祺瑞等50名北洋将领之通电，并得到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支持，“袁公为临时大总统，其所以如此之速者，得力于段芝贵率前敌将士一电请愿共和之最有力者也。”“政权归诸内阁，英使朱尔典实助袁公以成之。”通过纵横捭阖手段当上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公开表示“余不愿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他本来就与革命党无缘，这就为民国带来极大的变数和危机，袁既不愿作革命党，上台后，处处与孙中山革命党人为敌，刺杀宋教仁，借口国民党议员支持“二次革命”，下令解散国民党，以致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止召开。辛亥革命爆发当初，袁的幕僚分为二派，一派主张革命，推倒清室；一派以其子袁克定为代表，主张“逐清建夏”，“云台（指袁克定）主张复汉者也，借锡拉胡同屋，借银数千两作运动费。”袁世凯对此当然知道，只是当时时机还未成熟罢了。1915年后，则公开支持杨度等设立的“筹安会”，进行洪宪帝制活动。洪宪帝制乃袁世凯自己一手造势而成，“公一生得力在乘机以立功，而洪宪乃自己造机，一蹶之后，愤懑盈胸，血气冲决，病不可为矣。”最后在全民声讨中，走向败亡。
辛亥革命沉重一击，腐朽不堪的封建大厦立即倒塌。民国虽然建立，但封建的根基依然存在，社会凋敝，民生凋残。“民国改元而后，验契有费，公司派钱，且一切新税正在议行，尤不知凡几。”民困无告，沦为盗贼。“河南禹州西山崇岭丛杂，盗贼浸盛，俗呼刀客，掳人勒赎，官不敢问。”“自光绪丁丑以来，河北旱荒，斗米一金，人相食。”白朗起义延及晋冀鲁豫。
有清一代二百多年，科举盛行，乡、会试三年举行一次。造成社会上大量的冗官冗员，以及数万进士、举人、诸生。清朝倒台后，这些依附和服务于封建政权的士子顿失其所，陷于饥饿之中。“仅江苏一省，知县一项，在千余员外。”“京官则一部至少千员之外。”中央六部九卿十八司，全国十八省，总计不下数万人。大批官吏、文人，不工不农不商，为生活所迫。1913年梁启超自京师致函在外地的康有为一信，信中说：“两月来，在西河沿一带旅馆运动官缺者七万余人。其人或在前清久任实缺，或在大学优等毕业，何法对付，惟有谢绝耳！”一时民间有“官荒”“灾荒”“税荒”之谚。
辛亥革命后，北洋三镇驻防京津一带，财政部曾以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主张留守京师的官兵以每月粮米扣减一两，令下之日，士兵大哗，几致“哗然溃变”。当时沙俄唆使外蒙古上层“独立”，王锡彤建言袁世凯“宜推其锋，使之外向”，武力收回外蒙。但袁表示“我终欲煦妪之，不愿用武也。”他要拥兵自重，为他的帝制活动服务。
民初封建统治的根基既未摧毁，封建势力也未铲除，大量残存；袁世凯挟势用权，进行帝制复辟活动，这些旧势力的残存和卷起一股浊浪，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虽为之奋斗反抗，护国讨袁也好，护法也罢，但一时尚无力将其击垮，然而腐朽终究不能化为神奇，民主革命的力量最后必将战胜黑暗势力，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历史大变局的必然
中国近代如同巨石大磨旋转不止，非到理想之处不会停止，即非要找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富强的道路不会停转。经过几代中国人的奋斗摸索，中国人民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在世界的验证，也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大变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
首先，它是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深化。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缔造了民国基石，而袁世凯却得了民国的名器。对于这样的结果，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均心有不甘，于是在民初，双方又展开了生死搏斗。民国以后，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早已深入人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袁氏的种种倒行逆施，最终导致失败。
面对民初的混乱政局，孙中山没有停止对救国道路的探索。在开展护国、护法等斗争的同时，他开始寻找新的政治力量，寻找新的救国道路方案。他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同时，隐约地察觉到在资本主义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好的东西，那就是社会主义，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中国现在还很落后，现在只可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后，苏俄为了摆脱西方的封锁，支持亚洲被压迫国家和民族解放斗争，以结成国际反帝统一战争，他们找到了孙中山。此后孙中山开始同苏俄发生联系，并接受苏俄的建议和援助，改组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领导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进行北伐战争，旨在结束北洋军阀统治。
苏俄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俄罗斯远东传到日本，通过俄国、日本革命者传到了中国。“于是中国有不少同志者，也奋起来一致进行了，所以世界不久有大变动，中国不久也有大变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但在此前，不少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在1918年到1920年，间接接触到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各地成立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同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参加和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李达、李汉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彭德怀、陈赓等一大批共产党人他们都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斗争、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斗争，开始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自称他是孙中山的学生。近代中国历史的新陈代谢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历史的变革如同一个接力棒，反映在许多代人身上，前赴后继，赓续相接，奋斗不止。
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前草坪上三次召集会议，研究中国国民党改组问题，并组成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起草国民党改进案及党纲、党章等文件。
社会危机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反应，各种是非矛盾积弊的暴露，往往又成为社会转机的起点。国共两党各有自己选择的道路，道不同，不相谋。1927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独裁统治。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又从客观的现实限制了主观愿望，这个矛盾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此后，国共两党进行二十余年的斗争，中共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斗争道路。最终击败国民党反动派，于1949年10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到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演变递进过程。这是一条由中国国情出发，真正继承和完成了孙中山未竟的事业道路。
总之，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它推翻了封建清朝，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它在北伐战争中得到延伸。中国共产党真正继承和完成了孙中山未竟的事业，而中国在饱经长达100多年的民族苦难和屈辱及沧桑之后，中华民族终于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重新站立起来。（谢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