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刚堂从未停止寻找自己的孩子哥到场。
从风华正茂的27岁，到两鬓苍苍的51岁，每一天都很漫长，每一天他都在路上。
24年过去，时间没有抹平伤痛，痛苦渐渐变了模样。
郭刚堂的嗅觉很敏锐，早在“拉面哥”走红之初，他便盯上了他。
2月27日下午2点多，郭刚堂到临沂办事，顺道去了趟费县，走到“拉面哥”的摊位前，要了一碗拉面，果真是3块钱。彼时，那里的围观者已经初具规模，但还远远没有到后来人满为患的地步。
吃完面，郭刚堂看到被团团围住的“拉面哥”有些憔悴，便没有上前打扰，而是在不远处找了个位置，拉开自己的寻子旗，一站就是一整天。
郭刚堂举着寻子旗站在拉面哥摊位附近
“我想沾沾‘拉面哥’的人气，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看到我。”自从1997年儿子被人贩子拐走，24年的寻亲经历，让他对密集的人群产生了条件反射。
4天后，3月3日，躲在家中的“拉面哥”亲自帮郭刚堂拍摄了一条视频，发到网上，呼吁大家一起寻找孩子。
“拉面哥”呼吁大家一起寻找孩子
在流量的加持下，很快，一位特征相近的苏州小伙与郭刚堂进行了DNA检测，结果不尽如人意，经过比对，二人没有亲缘关系。
类似的事情，在过去24年里郭刚堂历经过几百次。因为始终不懈地寻找，有人称他为“伟大的父亲”，他的故事感动过很多人，然而他拒绝将自己的经历定义为“温情”——
“这个过程无比无奈、无比残酷、无比现实。”
1997年9月22日，山东省聊城市李太屯村的郭刚堂一夜未合眼，把家里的拖拉机砸了。
他把儿子被拐归咎于自己。
前一天下午，为了多赚点钱，他送完一车砂石，又拉了一车，比平时晚回家了一会儿。
到家时，他看到家门口挤了百十号人，心里一紧。伴着拖拉机熄火的声音，嘈杂的人群安静下来，一位长辈走上前拉着他的手说：“小六（郭刚堂儿子郭振的小名）出事了，被人贩子偷走了！”
听到这里，年轻的父亲脑袋“嗡”的一声，顿时一片空白，双膝一软，跪倒在地，又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向周遭的乡亲不停磕头：“求求大伙！帮我找找孩子吧！”
郭振失踪时的老房子
村民们七嘴八舌地拼凑出孩子被拐的过程：
那天傍晚，郭刚堂的妻子张文革正在厨房做饭，2岁半的郭振跟邻居家4岁的姐姐一起在家门前玩耍。一个漂亮的陌生女人凑上去，用手绢给郭新振擦了一把脸。随后，便带着他向村西头东环路（现为“光岳路”）走去。
没有人清楚女人的具体来历，据留意到的村民描述：女人看上去20多岁，身高1米65左右、浓眉大眼、有耳洞但未戴耳饰、红色上衣、蓝色牛仔裤、讲普通话。
女人诱拐孩子的手法看上去很娴熟，短短几分钟，便消失在村口。
然而，对于失去孩子的郭刚堂一家来说，经历苦痛是一瞬间，走出苦痛却要一辈子。
郭刚堂家里有一张半人高的中国地图，旧得发黄，背面一层层糊着胶带，上面用各色彩笔密密麻麻圈画着一个父亲的24年——为了寻找儿子，他骑着摩托车走遍全国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省份，行程逾40万公里，报废了10辆摩托车。
这个故事，后来成为了电影《失孤》的蓝本，郭刚堂就是刘德华扮演角色“雷泽宽”的人物原型。导演兼编剧彭三源回忆，当她第一次向出品人王中磊谈起这个项目，一开口，便泪流满面。
图源：电影《失孤》，刘德华饰雷泽宽
当年，儿子被拐后，郭刚堂组织乡亲们进行了拉网式搜索，他每天向帮忙的人支付20元生活费，只要听到一点线索，立刻就会有人赶过去。
一个多月后，上百人组成的寻亲大军走遍了聊城以及周边的地区，结果一无所获，只留下20多万债务。
那一年，郭刚堂27岁，瘦了45斤，一夜白头。
他挨家挨户地敲门，记下欠款，又讨来各家在外亲戚的联系方式，用写信的方式向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征集线索。8万封信陆陆续续被寄出，收到百余封回信。
这些回信中所记录的，有时是一个模糊的印象，有时只是牛鬼蛇神的猜测，然而，郭刚堂会立即带着这些不确定的消息上路。
彼时负债累累，摩托车，是他能想到最经济的工具。
他把两面寻子大旗插在车后座，旗上的照片是儿子郭振2岁生日时拍的，旁边印着儿子的特征信息，最上面醒目的楷体字写着：
“儿子，你在哪里？找你回家。”
寻子旗随风飘扬，旗下挂着几个编织袋，里面装着妻子制作的烙画工艺葫芦，郭刚堂走到哪儿卖到哪儿，赚到的钱就是他一路的盘缠。一个破旧的黑挎包被他挂在胸前，里面塞满了崭新的寻人启事，只要有人经过，他立即就能掏出来分发。
他囤了一种叫做“福满多”的方便面作为路上的干粮，8毛钱一包，“名字吉利，还便宜”。又购置了军用水壶绑在车座上，可以泡面，还可以舀水，关键是坚固耐用，“能打持久战”。
郭刚堂在路上吃方便面
无数个清晨，一拧油门，摩托车突突发动起来，驮着他人生的几乎全部重量，奔向每一个可能有消息的犄角旮旯。
北到漠河，南到海南，他总是往人堆里扎，在人群中摆出寻人海报、在车站躲着保安贴寻人启事，好像能看到消息正在流向四面八方，儿子离自己越来越近。
郭刚堂喜欢电影中刘德华的特写镜头，灰蒙蒙的脸上刻满皱纹，眼睛里少有波澜，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又好像一瞬间就可以点燃，“天王把我心里的悲苦都演出来了”。
图源：电影《失孤》，刘德华饰雷泽宽
有一年冬天，在云南的山区里，荒芜人烟，路过的两个小伙子盯上了他，说：“哥们，大过年的，借点钱花。”
独自在外，他不想多生事端便递上了钱包，其中一人忽然扯开了耷拉在后面的寻子旗，转身抽了同伙一耳光：“你是人生的吗？他的钱也抢？”两人最终把钱包还给了他。
但是，郭刚堂心里没有太多庆幸，他在劫匪眼中读出了被可怜的意味，他曾经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有为青年，90年代中期便靠搞运输攒下5万元存款，然而1997年的人贩子带走了他的儿子，也带走了一个意气风发的父亲。
儿子刚走失那段时间，他骑到河南，兜里只剩一毛五分钱，饿了一天一夜，徘徊许久走进一家烩面馆，低声问：“您能不能……”后面的话始终没能说出口，他背过身，眼泪和攥紧的拳头一起砸向地面。
那天的面里，老板加了两个鸡蛋，郭刚堂就着眼泪喝下面汤，再一次踏上那条看不到尽头的寻子路。
这一路，他尝过眼泪的味道，也知道血的滋味。
为了扩大寻找面积，他有时会故意绕远，有一次他骑进大别山，崎岖的山路被货车的车轮挤出一道道沟，摩托车就在这沟里摇晃着。
一侧是悬崖，一侧是山石，他只能推车前进，大风拖拽着猎猎作响的旗子，雨水灌到头盔里顺着头皮往下淌，忽然一阵强风把他拍向悬崖，脸嗑在一尺多高的防护柱上，左腿已经悬在空中。
他抱着防护柱向下看，血水混着雨水流进嘴里，忽然想要松手，“一松手，我所有的痛苦就都没了”。
绝望中，歪在路面上的寻子旗在风雨里发出啪啪的声响，他抬头看到了旗子上的照片，“我看到儿子歪着小脑袋对我笑，好像在对我说，爸爸，我不是一直在陪着你淋雨吗？”
那一天，郭刚堂还是拼尽全力爬了上来，带着满身的泥泞，继续上路。
郭刚堂有时会卷起衣服，讲述身上的一道道伤疤，那种皮肉之痛让他觉得像赎罪，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儿子。就像刘德华在影片中说的：
“寻亲的人不是活着，而是在受罪。”
然而，郭刚堂从来没想过放弃，他总觉得跟儿子就差一张窗户纸，在每个明天到来之前他都跟自己说，“也许明天，郭振就回来了”。于是，再找一次吧，再找一次吧。就这样，不知不觉，24年过去了。
过程中，很多人劝他停下来，开始他会愤怒，时间久了，他开始礼貌地感谢。
妻子张文革从未阻拦过丈夫，曾经有节目组希望她在镜头前劝丈夫回家，她感到非常崩溃。
每一次丈夫归来，她都会帮忙擦洗摩托车；丈夫出发，她会准备好两身结实的换洗衣服，然后在安了电话的邻居家等着报平安的消息。
为了补贴家用，郭刚堂的父亲也曾到饭馆里刷盘子。母亲会在饭桌上多摆一双筷子。
“找孩子”，永远是这个家庭的头等大事。
电影《失孤》上映前，刘德华根据郭刚堂的故事填词并演唱了一首《回家的路》。
刘德华填词并演唱电影《失孤》主题曲《回家的路》
“拍一拍肩上沾染的尘土/再累也一样坚持的脚步”，郭刚堂寻找孩子的一程又一程，也是自己回家的路。
只有找到孩子，他才算回家。
很长一段时间里，郭刚堂都害怕回家。
一年有七八个月在路上，怀着团聚的希望上路，最后却总是独自归来。每次回家，妻子都会远远地向他身后张望，确认后座无人后再小心翼翼地藏起痛苦。然而，一切都落入他的眼中。
儿子被拐后，很多人劝夫妻俩再要个孩子，“先暖和着点，让心里好受点”，于是，1999年，妻子张文革怀上了二儿子。
妻子临产前2个月，在外奔波的郭刚堂赶回家中，走到家门口，他顿住了脚步，妻子也有些不知所措。在那座早已破败的院子里，大着肚子的女人，正用馒头蘸着酱油，吃着她的“午餐”。
妻子张文革抱着郭振
郭刚堂的心里陡然升起一阵悲凉，自从儿子被拐的那一刻起，这个家就已经被分成了两半，一半不知所踪，一半满目凄凉。
多年以来，郭刚堂负责找儿子，整个家就靠妻子张文革撑着。
二儿子郭伟2岁多时，她抱着他到家附近的工地打零工，肩上扛着一袋袋水泥，眼睛却一刻都不敢离开孩子，“一眼看不到孩子，就好像有人掐着我的脖子”。
郭伟上五年级时，有一次因为去辅导班之前没有跟家里打招呼，张文革丢了魂一样冲进教室，当着老师的面打了他一巴掌，那是她唯一一次对孩子动手。
“我要再把你丢了，我咋活啊？！”她抱着二儿子哭喊，努力维持的平常瞬间崩塌，这个沉静的女人没有一刻不被煎熬着。
然而，这一切她只能独自承受。
郭刚堂常年在外，常常是走的时候，麦苗刚浇了头茬水，回来的时候，麦子已经割掉了。在郭伟的童年回忆里，父亲总是在说“都长这么高了”。
郭刚堂与二儿子郭伟
有一次，郭刚堂从外地回来，夫妻二人难得一起去中学看望儿子。直到午饭时间快结束，他们才看到儿子出来买饭。
彼时，人潮褪去，郭伟买了两个一块钱的烧饼，一边走一边把类似辣条的东西倒在饼上。
郭刚堂定定地站在远处，看到其他孩子餐盘里的排骨，心如刀绞。
如今，郭刚堂的三儿子也已经读初中了，总跟他说：“爸爸，你不用管我，你去找找哥哥吧，等你老了，找不动了，我替你去找。”
两个儿子的懂事，像玻璃一样扎在他的心上，他有时会问自己，“我做的真的对吗?”
答案很难，导演彭三源说，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一场考试，但上天给了郭刚堂最难的一张试卷。
直到今天，郭刚堂还在忍痛答题。
郭刚堂至今没有停下寻子的脚步，24年步履不停，是旁人眼中的伟大，然而对于他来说，是一场心力交瘁的消耗。
这些年，收到福建的线索，他就一头扎向福建，在福建接到电话说浙江有个符合条件的孩子，又立马掉头北上。希望一次次被吹起、破灭，太多的碎片压在他的心上，越来越重。
郭刚堂用过的地图
在儿子丢失一个月后，郭刚堂就接到一名男子的电话：“我知道你儿子的下落，他被聊城莘县张寨乡一个叫张泽成（化名）的人收养了。”
当晚，郭刚堂带领亲友赶赴张寨乡，发现确有张泽成（化名）其人，但已经去世三年。
第二天，那名男子又说，孩子在阳谷棉纺厂附近的一户人家，但他提出条件，要想知道确切地址，需要拿4000元线索费。郭刚堂自然满口答应。
随后男子说，孩子在阳谷县石佛镇。这一次，与郭刚堂同行的是聊城警察，骗子虽被抓获，但郭刚堂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2008年，他参加某个民间组织的“寻亲大会”。会后，他接到100多个诈骗电话。大多数电话声称：“找到你儿子了。快汇钱来，就告诉你地址。”他明知会失望，却从未肯放弃一丝希望。
2011年，是郭刚堂距离希望最近的一次。
那时，他收到了一条线索：有一户人家里有一个买来的孩子，这个孩子左脚上有一块伤疤。左脚上的伤疤是郭振最明显的特征。
等待DNA通知结果当天，老母亲坐在郭刚堂身边，手按在他的腿上问“冷吗”，他的腿一直在抖。
原本说12点电话告知，一直到下午4点，电话铃才响起。全家屏住呼吸等待命运的又一次宣判——
答案是，不符合。
母亲把他抱在怀中，眼泪从郭刚堂脸上滑落，他说：“我没哭，就是流泪了。”
隔了很久，郭刚堂说了一句，咱明天还是去趟吧。“万一DNA弄错了呢?”
当他赶到那户人家里，迎接他的，是孩子惊恐的眼神。他试图扑上去解开孩子的鞋带确认伤疤，却被孩子用力推开。
他坐在地上愣住，这些年他好像停在了儿子失踪的那一天，然而眼前这个孩子的抗拒让他看到了岁月的残酷，即使真的是自己的儿子，十几年的分离，也可以把一对父子变成陌生人。
希望和失望，不断折磨这个伤心的父亲，有一回，郭刚堂又一次经历DNA比对失败，他落寞地走出那户人家，几步之后，又回过头，给那家人跪下了，说：
“你们一定要对他好。你们一定要让他上大学。”
“但愿现在你流落到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家。”——郭刚堂在日记本中写给儿子郭振的信
他很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本应叫做“郭振”的男孩早已长大成人，就算能找到，很多事已经无法挽回。他曾经亲眼目睹，一个孩子帮着养父母打亲爹亲妈。
一别经年，如果有一天真的找到儿子了，又会是怎样的情景？
郭刚堂有一个本子，流水账一样记录着二十多年来帮助过自己的人。
有一回，他走在异乡的寻子路上，夜幕降临，摩托车的车灯却坏了，他只能放慢速度前行。
但是身后的一辆小轿车却始终没有超车，一直跟在后面，郭刚堂内心警惕，停车询问，轿车的司机指了指寻子旗，对他说：“我看你是找孩子的，就想给你照个亮。”
那一刻，郭刚堂想到，“如果最终我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也没能帮助别人找到孩子，那么郭刚堂这辈子就白活了。”
许多好心人在郭刚堂的本子上留下祝愿
多年寻子，他见过无数丢了孩子的家长，“有的离婚了，有的疯了，有的还在找，有的死了”。
他曾与寻子15年的贵州父亲宋怀南有过几次交谈。2006年，精疲力尽的宋怀南，跳楼自杀。留下一张字条：我只要我儿宋彦智。
10年后，经过DNA比对，宋怀南的妻子张雪霞找到了失踪25年的儿子，母子俩相拥而泣，儿子说：“妈妈别哭，我长大了，不会再丢了。”然而，他的父亲早已倒在寻亲路上。
“拐卖是超越谋杀的犯罪。”郭刚堂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普通人永远无法体会丢失孩子的痛苦，也很难理解寻亲圈里流传的一句话，“总有一天，会死在路上。”
寻子的人没有退路，奔波到生命的尽头，或许是唯一的归宿。
相同的经历，让他们抱团取暖，也让郭刚堂找到了升华的途径。在十几年的骑行中，他看到五花八门的寻人启事都会停下来，小心翼翼地揭下，夹进自己的本子里。一路上，他汇总了上万条失踪儿童的信息。
郭刚堂的本子上记录着上万条寻亲信息
后来，每到一个城市，他就会摊开一张将近100米长的横幅，上面是一些走失与被拐儿童的照片。横幅是他亲手制作的，被拐儿童的照片、资料则是他在沿途收集的。
看到人群围过来，他会举起高音喇叭，普及防拐知识。
郭刚堂在街头摆出百米寻亲横幅
2014年9月14日，郭刚堂发起成立了天涯寻亲协会，并通过了民政部门的注册，后来又借助直播软件寻子，“互联网比我骑车管用”，他希望可以让一个人的寻亲变成整个社会的寻亲。
电影《失孤》中，在雷泽宽（刘德华饰）的帮助下，年幼时被拐卖的曾帅（井柏然饰）最终找到了家人，一家人相拥而泣，雷泽宽则站在远处用黑挎包捂着脸，哭哭笑笑。
郭刚堂说：“那一个镜头，把我的十几年都浓缩在里面了。”
这些年，靠着他的努力，很多孩子被找到，但是他却很少见证团圆的时刻，“我替那些团圆的家庭高兴，我也更希望，那个团圆的是我”。
2020年5月，郭刚堂接到了寻子母亲李静芝的电话，她找了32年的儿子，终于出现了。
郭刚堂握着电话哭了。
5月18日是李静芝与儿子正式相认的日子，作为十多年的“战友”，郭刚堂赶到她的家中，两人相视一笑，他走上前给了她一个拥抱，轻声说了句：“恭喜！”
郭刚堂与李静芝（左）
那一天，借着许多媒体都在，郭刚堂又开始发起了寻人启事，有他自己的，也有其他父母的。
从2016年底至今，疑似郭振的孩子有几百个，他都做了编号。他跟其中不到二百个孩子做了DNA检测，都不是。他把这些数据交给了公安部数据库，“不是我家孩子，那就是别人家孩子”。
他希望这个数据库，大一点，再大一点，大到有一天，可以匹配到自己的儿子。
郭刚堂会将印有失踪儿童信息的扑克牌分发出去
郭振出生于4月4日，再过不久，就将是他的26岁生日，然而提起他，51岁的郭刚堂还是习惯喊“小郭振”，在他的脑海里，“小郭振”一直都是寻子旗上的样子，他有时会盯着另外两个儿子想象“小郭振”的长大后的模样，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寻子旗上那张照片的原件，早已破旧，郭刚堂常年将它揣在身上，24年的风雨、尘土、汗水、血泪……都一一留下痕迹。
在很多个深夜，他尝试跟照片里歪着头的小男孩对视，记忆会把他带回到1997年9月21日之前：
每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只要拖拉机的声音响起，“小郭振”就会跑到门口，对着回家的他喊“爸爸抱，爸爸抱”。
那时，一家人还在一起，他的人生还没有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