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很有价值今文。《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经典，上纪唐虞之际（《尧典》），下迄秦穆（《秦誓》），以先秦国家文书汇编的形式，构建了先秦古史系统。可谓中国史学、文学、哲学、文字学等之发端，故后世但以“书经”誉之，而不入“史”书之目。
如果有简帛、铭器、甲骨等文物出土，光熟悉文字古今隶变，不能精通经学者，想释读出来并得到学界认可，那是不可能的。这也从考古学上证实，诗书礼春秋等经籍，包括《史记》的三代本纪，其所述史实大致不差。自殷墟甲骨出土以来，考古已迄百年，说实话，今文尚书能被证伪之处甚少，相反每次考古成果，都足于丰富我们对先秦经传的认知。
今存《尚书》，既有汉初伏生所传29篇本“今文尚书”，也有东晋梅赜所献、托名孔安国所传的58篇本“伪古文尚书”。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有长达数百年的学术交锋，未闻其有伪者；伪古文尚书自宋以来，诸家论之为甚详，已为定谳所谓“今文尚书”，是指以汉隶为记录文字。济南伏生本秦朝博士，秦时焚书，伏生于壁藏之，后流兵大起，伏生流亡；汉定天下，伏生发壁取其书，已亡数十篇，仅得29篇，遂教于齐鲁之间。汉文帝求能治尚书者，欲征召伏生，时伏生年已九十余，不能行，朝廷乃诏令太常使掌故晁错前往受书，其后分为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博士。故终汉之世，今文尚书一直列于学官，既为朝廷所尚，贾逵、马融、郑玄所注者其实都是伏生夲29篇。值得一说的是，汉人以《尚书》为“天书”，故取法北斗七宿，皆定为29篇。伏生本《尚书》，《顾命》与《康王之诰》为二篇；汉武帝末，河内献《泰誓》，欧阳夏侯三家乃合《康王之诰》入于《顾命》，而增《泰誓》一篇，仍为29篇。
今文尚书乃是与古文尚书相对而言的。所谓“古文尚书”，是指以先秦“蝌蚪”文所书，与《书序》同出于孔子故宅者。汉景帝时孔壁出书，比伏生本多出16篇，加上含《尚书》百篇篇目的《书序》，共46篇。《艺文志》云“四十六卷”，班固自注云“五十七篇”，实则16篇析为24篇，《盘庚》分为三篇，而后出之《泰誓》亦为三篇，《武成》亡于东汉光武帝初年，故29加24加5减1，即57篇。阎若璩曾详考之，献古文尚书者实孔安国后人，安国之寿不当及巫蛊之乱。孔壁古文，孔安国但以今文读之，未曾作传，安国传都尉朝，朝传于胶东庸生，远传至东汉贾逵，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作注，大显于世。
司马睿复兴晋室于江左，梅赜献上58篇本“伪古文尚书”，实则析伏生本为33篇，另伪造25篇，托名“孔安国”传，自唐撰《五经正义》以来，遂成官方定本，欺世千余年。25篇为伪造，故58篇本被贬称“伪孔传”。伪孔本于文字训诂倒有可鉴之处，毕竟是西晋以来之说解，况且抄袭古文经学大家王肃之处甚多，然于史学研究无益，因其本拼凑先秦古籍以演臆说。
孔壁出书，的确是一件文化盛事。而古文经亡佚，也的确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件憾事。数十年来，战国楚简研究屡有发现，古文尚书的影子频频出现今文学家以配合政治教化为主旨，群经之事理有限，自不足适应万端之政教，故对经文推衍引申，甚至杂以阴阳谶讳灾异之说，以致穿凿附会，失却经义本然。古文经虽行于民间，多为私家授受，然以疏解经文、实事求是者居多。郑玄遍注群经，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诸家，故至东汉末已为学林风尚。然汉之世，仅西汉末平帝（王莽所立）时一度列于学官。
朝廷既重今文经，故贾、马、郑也未对孔壁16篇及《书序》作注解，以致其大多亡佚于晋永嘉之乱。《新唐书》尚有徐邈注逸书三卷，应彻底亡失于唐宋之间。比较庆幸的事，太史公虽习今文尚书，曾从孔安国问故，其夏商周本纪得益于孔壁百篇书序甚多，此也良史可贵之处。
尾声：伏生授书，孔壁出书，汲冢出书，楚地出简，如《尚书•皐陶谟》之“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皆盛世文化昌隆之征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楚地作为战国文化高地，大量竹简横空出世。鲁亡于楚，鲁地儒家文献风行于楚并非不可能。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多为儒家文献。清华战国楚简，也不乏先秦儒家经典的影子。值得一提的是，湖北荆门郭店楚墓，所出十六篇先秦文献，除《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两篇道家典籍外，余者全是儒家经典。其与《尚书》逸篇的关系到底如何，的确引人深思，也让人难抑好奇，然司马迁、班固皆不可能见过，各朝史志不载，欲证明其为《尚书》逸篇，得到大家认同，殊非易事！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缺失的现象极为突出。比如，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的语文教材，出现伪古文尚书的语句。孩子问我，我讲其出自《仲虺之诰》，本亡于晋永嘉之乱，此语为东晋梅赜所传伪书。问题是老给孩子讲伪孔本，岂非助长疑古思想？而且大量网文，所引《尚书》实皆伪孔文，其出处应在《左传》《国语》及先秦诸子里，望慎之。
本民族的，而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方可使中华永续强盛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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