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简明一些来说，长征为革命成功播下的胜利的种子，起长征的就是，当时要取得胜利，必须经历长征这一伟大举措长征的意义是什么。
1933年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各中国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在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的运动战方针，国民政府军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均以撤退告终。在第五次战役中，由于失去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原名秦邦宪）采纳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国共之间的决战，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抵抗国民革命军，决定在之前抢先行动，发动所有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但中央苏区只有10万左右的正规军和数万游击队，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这时方面决定进行阵地防御，辅以“短促突击”(短距攻击)，意图抵挡国民革命军的前进。但这个行动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陷落，红军死伤一万余人。于是红军决定向外突围，此为长征的历史背景。
红军长征是1934年10月—1936年10月，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方面军分别从各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撤退和转移。其中红一方面军行程为二万五千里，因此长征又常被称作二万五千里长征。称此为“流窜”。
1934年10月10日晚6点12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共八万六千人，分别自瑞金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从而开始进行红军打败的转折点。
转移时经过：瑞金出发——挺进湘西——冲破四道封锁线——改向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四渡赤水河（意义：打乱敌人追剿计划）——巧渡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吴起镇——甘肃会宁。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遵义会议确立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它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长征胜利地跨越了12个省、总行程达2.5万里以上。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而在西北会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同志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他们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长征的很大一部分行程，是在自然环境恶劣、社会矛盾复杂的民族地区。面对极端严重的困难和极为严峻的形势，我们党充分相信和依靠各民族群众，创造性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正确民族政策，最大限度消除了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和反动派造谣诽谤造成的少数民族对党和红军的误解，少数民族对红军从惧怕躲避、物资封锁甚至武力袭扰，转变为无私无畏、倾其所有地支援帮助，纷纷加入红军、跟党走，犹如百川归海，确保了长征伟大胜利，使其成为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
长征是我们党的一次民族工作大学习、大调研，使党极大地深化了对民族问题基本国情的认识，推动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为党更加自觉地制定和实施促进民族团结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红军长征先后经过苗、瑶、壮、侗、水、布依、仡佬、土家、白、纳西、彝、藏、羌、裕固、回、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红一方面军长征371天，有132天在民族地区，约占1/3；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长征18640公里，有5660公里在民族地区，约占1/3；红四方面军长征19个月，有15个月在民族地区，约占3/4。这是我们党第一次长时间、大范围、面对面地与众多少数民族接触，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地、大量地研究和解决革命过程中的民族问题。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了“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作出了“经过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反帝反的土地革命与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最亲密的联系起来，将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提到中国革命后备军的阶段，更有力地保证中国革命的发展”的战略抉择，提出了“不懂得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等重大要求，适时制定并严格执行了一系列正确民族政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伟大进程，将党的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全面推向一个新阶段。
长征是一次民族团结思想的大宣传、大普及，党的民族工作主张，极大地激发了各民族追求平等团结的政治热情，赢得了各民族对我们党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广泛认同，奠定了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地位。长征是我们党的民族工作思想在民族地区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和广泛的传播，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从此深植各民族心中。“夷藏番回苗与汉人一律平等”“番人坐番人天下”“成立番人学校”“保护回族文化”“用苗族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展苗族的文化”“反对伤害回、番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夷藏番回苗有应用自己语言文字，穿着自己衣服的完全自由”“实现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等各民族闻所未闻的口号，引起各民族群众强烈共鸣。“推翻屠杀夷藏番回苗的军阀”“联合起来协力同心为推翻帝国主义而奋斗，瑶民等民族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只有苏维埃才能彻底解放夷藏番回苗”等口号，帮助各民族群众认识到了自己所受苦难的根源，为各民族群众寻求翻身解放指明了方向。党和红军还广泛向各民族群众宣传抗日主张。“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为国家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等口号，唤醒了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前所未有的关注。民族团结思想的大宣传、大教育，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对我们党提出的“只有中国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政党，红军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军队”“所主张的苏维埃与红军就是你们的出路”的认同。“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冬月，瑶胞把家还”的歌谣，以及与刘伯承歃血结盟的彝族头人小叶丹“只有领导的军队爱护穷人，讲民族平等”的肺腑之言，都是少数民族认同心理的生动写照。各民族的拥护和认同，有力地奠定了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地位。
长征是一次民族团结工作的大动员、大部署，党和红军通过切实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帮助各民族建立民主政权和革命武装、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措施，使长期受歧视受压迫的少数民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等感，促进了各民族空前团结。长征中推动民族团结的工作，范围之广、形式之多、影响之大，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红军在军、师政治部设立少数民族委员会，团政治处设立少数民族组，负责调查少数民族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情况。红军总政治部建立了纪律检查队，负责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红星》报专门发表文章，要求在涉及少数民族的称呼中一律不用“蛮”字，将“猺、狪、猡猡”等字一律改用“人”旁，如傜、侗、倮倮等。为切实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藏区制定了《对番民十大约法》。在回族地区颁布了三大禁令（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宗教经典）、四大注意（注意回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的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买卖公平）。党和红军大力帮助沿途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在彝族地区建立了彝汉联合的冕宁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在羌族地区建立了茂县等工农兵苏维埃，在川滇藏族地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在宁夏回族地区建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贵州黔东南建立了苗族游击队，在四川凉山地区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彝民支队和彝汉联合的抗捐军，在藏族地区建立了博巴政府领导下的游击队和赤卫队，在回族地区建立了回民游击大队。党还通过红军这所大学校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少数民族群众消除了对汉族的怀疑，纷纷称红军为“新汉人”，欢呼“红军瓦瓦库（红军万岁）”“红军卡莎莎（谢谢红军）”，盛赞“红军彝民一家人”。在红军帮助下，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停止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家支械斗。各民族对民族平等团结的愿望，正像苏维埃博巴政权宣言所说：“不分教别派别，不分区域族别，不分僧俗贵，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长征是一次民族团结力量的大汇聚、大检阅，各民族团结在党和红军的周围，汇集起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强大合力，昭示民族团结之力坚不可摧。党和红军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极大地激发了各民族的责任意识，纷纷以各种形式支援红军：一是筹集粮食等物资。红军在今天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川西北地区先后停留的16个月中，当地各族群众为红军筹集了1000多万斤粮食，贡献了20多万头牲畜以及大批盐巴等生活物资，被同志赞之为伟大的“牦牛革命”。二是纷纷参加红军。仅四川冕宁、越西两县就有1400多名各族青年参加红军；阿坝州境内有5000多名藏羌儿女参加红军，其中不到20000人的茂县，有1000多名羌族青年参加红军。理县藏族妇女班登卓，为了给红军带路、当翻译，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参加红军。三是提供运输、架桥、修路等后勤保障。当地苗族群众不分昼夜架设浮桥，红军得以奇迹般渡过乌江。四是收留、救治、掩护红军伤员。仅红军撤离康北藏区时就留下3000多名伤员。不少群众因收留红军伤员而遭反动派杀害。党和红军深入细致的统战工作，有力地激发了沿途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支持甚至投身革命的热情，为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四川甘孜州的格达活佛，不仅向红军捐献大批粮食，还积极组织僧众救护、转移红军伤员。羌族世袭土司安登榜，毅然抛弃土司职位参加红军，并担任了“番民游击队”大队长。因为有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所以虽然长征最艰难的行程在民族地区，但最重大的胜利也在民族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