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湖北省综合实力最强的地级市，也可称作为襄阳地区，哪个属县属市最有潜力呢？我认为南漳县、谷城县是本市最有潜力的县；枣阳、宜城是襄阳地区最有潜力的县级市襄阳市哪个市。全市面积1.97万平方公里。
襄阳可以用地大物博这个成语来形容，资源也够丰富。市域分为东西两翼副中心，其中东翼副中心暨包括最有潜力的县级枣阳市，还有西翼河谷副中心的一部分暨谷城县。
襄阳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是枣阳县级市，2018年4月17日，枣阳以95.20的全面小康指数排名2017中国县级市全面小康指数第94位。
宜城是全国粮食生产县（市）、基础教育先进市、文化先进市、科普示范市、民政工作先进市，湖北省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双拥模范城和平安县（市）。2006年、2007、2008年连续三年荣获“中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县市”称号。2006、2007、2008年连续三年举办国际铁人三项赛。 宜城被列为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2017年10月，被住建部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合中庐、南漳二县为南漳县。此后，县名沿用至今。
南漳县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版图面积3859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8.1178万人（2016年末 ），辖11个镇（区），有中国有机谷、水镜庄、龙王峡漂流、春秋寨、香水河、七里山森林公园、普济寺。
2018年5月，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被评为“2018中国最美县域”。
谷城县，隶属湖北省襄阳市。地处襄阳西部，汉江中游西岸，武当山脉东南麓。南依荆山，西偎武当，东临汉水，南北二河夹县城东流汇入汉江，西北、西南三面群山环抱。
全县总面积2553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2434平方公里；辖9个镇1个乡，以及经济开发区、石花星火技术密集区、薤山旅游度假区。
公元前11世纪，周时封嬴姓（名绥）为谷伯，建都城于谷山，名谷伯国，又称谷国。1949年，属湖北省襄阳行政区专员公署。1983年10月，隶属襄樊市人民政府至今。
薤山国家森林公园、中国百大佛教名寺承恩寺、中国著名天主教堂沈垭天主教堂、南河“小三峡”等旅游胜地汇集，谷城被生态学家誉为“绿色生态之乡、避暑度假天堂”。
神农氏，即炎帝，是华夏的始祖，与黄帝齐名，古有南炎北黄之说。中华《九域志》载：“谷城，因神农氏在此尝植五谷而得名。”由此可见，神农教民尝植五谷的地方就在谷城。 西周时，谷城称谷国，秦统一后，建郡筑阳，公元598年（隋开皇十八年）改称谷城县。
此外，襄阳市曾传言南漳、宜城融城计划。经过多年的努力，襄阳市把宜城和南漳分别建设为国家首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中国最美县域。
汉、三国襄阳属于郡吗？
《中国历史地图集》1975年版在界定南阳郡南部辖境时均是以汉水为界的，这与习凿齿所言“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是一致的。但1982年第2版时，秦、西汉同前版，两郡仍以这段东西向的汉水为界，但到了东汉以及三国时期，在襄阳题了词之后的谭其骧先生却莫名其妙地将原属南郡襄阳县的阿头山去掉，换上了隆中之名。这样，江北的南阳郡邓县就突破汉水管辖了原属南郡的一块叫隆中的地方，显得十分别扭。当然，笔者所说的别扭并非完全是视觉上的，在史料考证上同样十分别扭，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性。
首先，谭先生这次改动没有举出任何史料为西汉至东汉这段分界的变化作证。三国以前的史书均认定汉水为此段两郡天然分界，至于东汉时期邓县是否有跨江而治的变化，因史书均无记载，谁也不能妄下结论。加上汉承秦制，西汉南阳郡、南郡统县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东汉以后，《三国志》无地理志，而此后的《晋书•地理志》则进一步明确表示，“及秦，取楚鄢郢为南郡，又取巫中地为黔中郡，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对这些问题和正史中的史料，谭先生未做任何辨析，他所依据的就是东晋习凿齿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的说法，这些说法目前尚未从汉晋之际的正史中找到根据且与正史矛盾，故这样简单采取弃正史而取野史的手法，是不可取的。后人在评价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廿二史剳记》的考异特点时就指出：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校勘，其抵忤处，自见辄摘出”，即限定以正史作内校或外校，不取野史校正史，因为“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人史局，其所弃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更何况习凿齿自己还有《襄阳记》的“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襄阳有孔明故宅”这样自相矛盾的记载。所以，不解决这些矛盾，不拿出令人信服的以驳正史之讹的史料就轻易地改动《中国历史地图集》，未免有些草率，这对历史是不负责任的。
其次，《中国历史地图集》82版三国部分加上了东晋以后才出现的隆中地名，在三国时期标注“隆中”于史无据。另外，西汉以后这一地区除了东汉岑彭击张扬外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为什么到了东汉南阳郡邓县非要越过汉水在襄阳、中庐这个夹缝中划一块传统的古庐戎国的土地归汉水北传统的古邓国的南阳郡邓县呢？至今“襄阳说”没有任何一位学者列举出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任何史料来说明这种变化的来源和依据。
另外，从行政管理上讲，隆中归邓县远不如归襄阳或中庐方便，隆中向西北过柳子关到襄阳20里，向南到丁集、向北到泥嘴镇的中庐故城都只有十几里和几里的路程。而到邓城，则需要从隆中沿山谷向北10里，渡汉水东行到樊城，再东北行22里方能到达。况且这条线路当时是否有路？是否有渡口均不得而知。到邓城的路没有记载，但到襄阳的路则是直到民国年间路况尚是：“襄阳西门，旧有小路，沿万山起伏崎岖不平，行者每以为苦。”（见民国·刘骥《襄阳隆中路记》于襄生《隆中志》第161页）到州城的路尚且如此，那么，没有记载的到邓城的路会是什么样子呢？官府会专门为诸葛亮修一条到县城的路吗？
从军事战略上讲，襄阳为镇守南襄通道的军事重镇，原为北津戍。《汉晋春秋》在论述襄阳附近的汉水防御时引用兵书云：“成败，形也；安危，势也。形势，御众之要，不可不审。”故司马懿曰：“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地，不可失也。”曹操也说：“盖襄阳失，则沔汉以北危。”周瑜亦说权曰：“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诸葛亮在《草庐对》中也说：“荆州（襄阳）北据汉沔。”《汉晋春秋》载袁淮言于曹爽曰：吴楚之民，不足与中国（中原）相抗。“然自上世以来，常为中国患者，盖以江汉为池，州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不用多说了，在这样的军事重镇旁边划一块地区给江北南阳郡，使北津戍“襄阳无西”，如何“江汉为池”？怎么”“北据汉沔”？襄阳无论作为荆州州城还是襄阳郡城，如果不能直接管辖近在咫尺的万山以西地区，都是不可思议的。
从经济利益来看，隆中就是一个四口人的小山村，耕地二十亩（还是1987年新造的），无丰腴之土地，无盐铁之利益，无屯粮之国库，东汉时，这里应该是荆棘密布、虎狼成群，据《后汉书·岑彭传》载，岑彭的军队穿越阿头山时，要“伐木开道”，就这么一片山野，为何非要改变周之传统的属地范围和秦设两郡之原则，将隆中这个小山村划归汉水北的邓县呢？难道就是因为诸葛亮？（这种可能性最大）
从证据学的角度来讲，单一证据不能成立，尤其是在证据矛盾的前提下，没有大量的旁证去交叉厘清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谭先生的“题词”是乾坤挪移，出尔反尔，自相矛盾，张冠李戴的，是主观臆造，有失水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