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你刘音，父亲（2020-85）》（清明前重发）
父亲去逝三十年了。每到清明节，我都想起我的父亲，祭奠我的父亲。他逝世时年仅62岁，是患肺癌转移后走的。今年我己经往70上数，可父亲的音容时时出现在我眼前。
父亲的老家是山东莱州，他是1927年出生的。在他九岁那年（1936年），家里出了重大变故。我的奶奶，也就是我父亲的娘去逝了。奶奶姓杨，她死时39岁。当时说她得了痨病。在我父亲去逝后，我分析她应该也是癌症。我认为癌症有遗传基因。
奶奶死前三年就下不来炕了。整日坐在炕上咳嗽，喘不上气。为给奶奶治病，爷爷把家里的地，耕牛及马车卖了找郎中抓药给奶奶治病。结果奶奶的病没治好，家境败了。父亲的大哥刚结婚不久，因家境败落他与新婚的媳妇离开了家闯关东去了。家里就剩我爷爷，父亲及他的15岁的二哥，五岁的弟弟，不到一岁的妹妹。我爷爷是瓦工，除了种地外，还能人家盖房子，修桥补路等。二哥在家里做饭持家，父亲则抱着妹妹到处讨奶吃。村里的婶婶大娘谁见谁掉泪，解开衣襟给这苦命的妹妹喂奶。过秋后，妹妹突然高烧，父亲找我爷爷找不到，当他将妹妹抱到他的舅家时，妹妹不行了。
就这样，父亲的妹妹（也就是我唯一的姑姑）在她刚满一岁时死掉了。这是我父亲毕生的心痛。以至于他在62岁临去逝前，突然对我母亲说，”我想去看看丫丫（我姑的乳名）”，“她怎么长不大？”妹妹的影子始终留在我父亲心里。
丫丫的死，对于这个家来说，又是一个沉重打击。爷爷将丫丫用草席卷起来埋了后，在我奶奶坟上坐了一整天。晚上是我父亲的舅母将他拖回了家。说我爷爷，孩子娘不在了，你要把家顶起来，即当爹又当娘，把日子过下去，将孩子养大。
考虑到家庭这些变故，我父亲的舅托人将他送到青岛一家私人织布工厂当学徒。父亲临走前，去看看丫丫埋的地坟，只见两条野狗在扒坟。父亲撵走了野狗，回家叫来二哥，两人将丫丫扒出来，重新将妹妹用草席裹起来，将坑又深深挖了一次重新下葬。
因为父亲在这个厂子是学徒，杂活都得干。挨打受累不说，而且是只管吃住没有工钱。学了三年刚出徒，日本人来了，工厂关门了，厂主给了我父亲六块大洋，我父亲拿着钱只得回家种地。这一年我父亲十三岁。
这时候由于日本侵略，各地都组织抗日队伍。我父亲的家乡又是国民党军阀张宗昌老家。为抵抗日本侵略保卫家乡，张宗昌旧部就给家乡亲戚一些武器，组织抗日游击队。
这支游击队司令也姓张，见我父亲岁数小又在工厂学过徒，让我父亲给他当勤务兵。这个张司令招了二三百人队伍，白天搞训练晚上打麻将赌钱喝酒。我父亲就得跟着点灯熬夜。
游击队终于在莱州城附近与日本鬼子交上火了。这支国民党在民间组织的杂牌游击队根本不经打，枪一响，整支队伍作鸟兽散，一溜烟跑没影了，弄的日本鬼子没打伤一人也没抓住一个俘虏。我父亲岁数小，又是勤务兵，张司令给他两个包，一个装着麻将牌，一个装着烟枪。怕跑慢了，就丢在苞米地了，又脱掉军服，跑回家了。在家里有个显著问题就是挨饿，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还不能吃饱。没办法村里与几个游击队同伴去找队伍归建。走到半路上又被张宗昌部戴住，全部被抓了壮丁。这一年我父亲14岁。
经过训练行军等，我父亲又一次赶上了战争。在莱阳附近伏击日本鬼子，向前冲锋时我父亲的小腿中了一枪，战争结束后被送到莱阳军人医院。这一枪是穿透伤，就是一枪俩眼，从这边打进去又从那边打出来，但没伤到骨头。住了二十多天院伤口基本见好，也能下地走动了。这时候日本鬼子突然袭击了医院，打死打伤许多伤员和医护人员。由于我父亲伤口基本瘉合，跑到苞米地藏了起来。这时候我父亲终于知道当兵是玩命的，于是在仗打完后我父亲连夜赶路走回家去。
家乡己被日本鬼子占领，到处都在抓捕抗日分子。有人向莱州日伪警察署报告我父亲是抗日分子，准备第二天抓捕时，有人在前一晩上告诉我爷爷。爷爷连夜回家给我父亲拿了几件衣服，又给了一些钱，又从亲戚邻居家要了一些吃的。我父亲连夜跑到烟台一个亲戚家。躲了半个月有帆船到大连，便乘帆船到大连了。这是1943年夏秋的事，我父亲16岁。
按本意，我父亲应到鞍山找他大哥，但这半个月我父亲带的食物吃没了，身上的钱也花光了。在大连的亲戚帮助下，我父亲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织布厂找了一份职业住下。
由于我父亲曾在青岛织布工厂干过并出徒，因此在干活中日本人对我父亲很满意，当时我父亲岁数小干活快质量又好，更被日本人看重的是当织布机出毛病时他还能动手修理好。于是日本人先是让我父亲织布，后来让我父亲直接干保全，把机器图纸直接给他，让他学习。
我父亲从小没上过学，真是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但我父亲很肯学，加上他天资聪颖，在日本鬼子投降前，学会了看图及织布机的知识。这个厂有40多台机器，各道工序机器我父亲全弄明白了。
1945年8月15日，大连解放了。先是苏联红军占领了大连，紧接我党派了许多干部来到大连接管警察局，广播电台等，并接管一些企业，成立工会组织等。在工会组织动下，我父亲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先是在本厂担任组织委员，后来在市纺织行业任组织委员。那个日本人回国了，回国前这个厂子被剥夺了。他给我父亲两捆布，一捆白布我父亲将它染黄卖给苏军了，换钱吃饭。还有一捆兰布寄回老家给我爷爷了。
苏军将这个厂子剥夺后卖给中国人。当时在厂工作的七个人凑钱合伙买下这个厂子。我父亲没钱，就没有参与。1956年公私合营，这个厂子被转为全民所有制工厂，这七个人均被定为资本家并发股息（工资之外的补贴）。其中最高的每月股息三元左右，最低的八角钱。我同学他父亲就是其中一个，每个月1.2元。气的我同学经常叨咕“一块二买个资本家帽子戴”。
1952年冬，抗美援朝如火如荼。国家在这个厂订了一批黄布赶制棉衣。工人们加班加点提前完成任务。国家付清费用后又给了一笔钱，作为对工人加班加点的奖励。这七个资本家将这笔费用偷偷的私分了。我父亲到市工会开会就知道了此事。回厂后组织工人同资本家展开斗争。他是一面组织生产，一面将七个资本家看管起来。有人报告市公安局，公安局连夜抓我父亲审查。后来在市总工会干预下将我父亲放出，并纠正此事。七个资本家把钱退回，分给了加班工人。事后，七个资本家不干了，说我们投资开工厂让工人说算了。逼我父亲辞职。父亲在家待了两年多。那时我父母己结婚，母亲在国营农场工作挣工资维持生活，我父亲有时在外面做零工，还有原厂工人们经常凑钱帮助我父母。到了1955年，工厂锅炉带动的机器出现故障，找了好多人好多单位都修不好，停工己经两个月了。有提出找我父亲来修。我父亲在锅炉边弄了两天一夜，修好了机器。故此，资本家同意我父亲复职，行业工会又恢复我父亲工会组织委员。1957年底，我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工厂公私合营后，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此时厂成立技术科，任命我父亲为第一任科长。我父亲回家说，别的厂技术科长都是高中生大学生，而我大字不识一个。
文革时期我父亲因是技术科长被定为走资派，又因小时候当过国民党兵被说成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直到1975年因朝鲜派留学生到厂实习，纺织部指定由我父亲接待负责。我父亲以副总工程师名义做此事。朝方带队的是朝鲜纺织厅一名技术负责人（在苏联留学毕业），来厂时纺织部领导介绍我父亲时告诉人家是文盲，对方很好奇，一个文盲当技术科长很少见。双方在技术交流时提了很多问题，我父亲全都对答如流，最后没有可问的事项了，他突然指着头顶上日光灯管问：“这盏灯你们用多长时间更换？”我父亲随口答道：“4000小时。”
文革结束后我父亲担任厂动力科科长，不再担任技术科长。此时我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技术科长这个位置还是该由大学毕业的人来做。我虽说能解决技术问题，但在工厂技术发展上我是跟不上，谁让我是大老粗来着？
最终我父亲在动力科长岗位上退休。退休仅一年就因患肺癌转移去逝。去逝前他向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工厂要上布匹染整项目，当时没有化验设施，他与工人们为检验染料配比，只能是从染缸里舀出点用舌头舔一下，尝尝味道再吐掉，许多染料是剧毒的。因此他对自己能患癌症是有长期思想准备的。一方面我奶奶家族有这个基因遗传，另一方面他的职业行为所决定。后来我走访父亲的老工友，据介绍他们那一代人大多数都患癌症。这些人都知道会患这种病，但是为了新中国纺织行业发展，他们豁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