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和达雅到了莫斯科是怎样炼成的片段，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里住了几天。这个机关的负责人帮助保尔住进了一所专科医院。
直到现在，保尔才明白：当一个人年轻力壮的时候，做到坚强是比较简单而容易的事；如今，当生活像铁环似的把你紧紧箍住的时候，仍然能够坚韧不拔，那才是光荣的业绩。
从保尔住进档案库的那天晚上到现在，已经一年半过去了。这十八个月来他所遭受的痛苦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在医院里，阿韦尔巴赫教授直截了当地告诉保尔，恢复视力已不可能。在希望渺茫的将来，如果炎症能够消失，可以试试做瞳孔手术。他建议先作外科治疗，消除炎症。
他们征求保尔的意见。保尔表示，凡是医生认为需要做的，他都同意。
当他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刀割开他的颈子，切除一侧的副甲状腺时，死神的黑色翅膀曾经三次触及到他。然而保尔的生命力非常顽强。达雅焦急不安地守候在外面，几个小时以后，她看见丈夫的脸色像死人般苍白，但仍然很有生气，而且像往常一样平静温存：“好姑娘，你别担心，我可不会这么容易就进棺材的。我还要活下去，哪怕有意跟那些医学权威的预言捣捣蛋也好嘛。他们对我病情的诊断完全正确，但是写个证明，说我百分之百失去了劳动能力，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走着瞧吧！”
保尔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决心通过这条道路回到新生活建设者的队伍中去。
冬天过去了，窗外已春意盎然。保尔动完了最后一次手术，总算死里逃生，但已毫无血色。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待在医院里了。他在各种病人的痛苦和垂死者的呻吟、哀号之中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比忍受自身的痛苦更为艰难。
医生建议他再作一次手术，他冷冷地、生硬地说：“到此为止。我可够了。我已经向科学献出了我的一部分鲜血，剩下的留给我做点别的事吧。”
当天，保尔就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封信，请求帮助他在莫斯科安家，因为他妻子在当地工作，而且他本人再继续到处住院已毫无用处。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请求党组织帮助。莫斯科市苏维埃拨给他一间房子。于是保尔离开了医院，当时他的惟一希望就是永远不再回来。
那间房子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一条僻静的巷子里，很简朴，但在他看来，已经非常奢侈了。夜里醒来时，他常常还不相信，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医院。
达雅已经转为正式党员。她工作非常努力，尽管个人生活非常不幸，但她并没有落在其他先进工人的后面。工人们信任这个寡言少语的女工：她当选为工厂委员会的委员。保尔为他的终身伴侣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感到自豪，这减轻了他的痛苦。
有一次，巴扎诺娃因公出差，到了莫斯科，前来探望保尔。他们谈了很久。保尔热情地向她讲述了他所选择的道路，正是通过这条道路，他将能回到战士的行列。
巴扎诺娃发现柯察金两鬓已有银色的发丝，便轻轻地说：“我看得出，您经受了不少痛苦，但是您仍然没有失去那永不熄灭的热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呢？您已经准备了五年，现在决定动笔了，这很好。但是您怎么写呢？”
保尔笑着安慰她说：“明天他们会给我送一块刻好格子的板子来，是用硬纸板做的。没有这块板子我没法写字，会把不同行的字重叠在一起。我想了很久，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就是在硬纸板上刻出一条条空格，这样我的铅笔就不会写到直行的格子外面。我看不见所写的东西，写起来是很困难，但也不是没法做到。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试了好长时间，开始一直写不好，但是现在我慢慢地写，每个字母都仔细地写，结果写出来的字挺不错了。”
保尔开始工作了。他计划写一部关于英勇的科托夫斯基骑兵师的中篇小说，书名不假思索就出来了：《暴风雨所诞生的》。
从这一天起，保尔把整个身心扑在这部书的创作上。他缓慢地，一行又一行，一页又一页地写着。他忘却一切，全部身心都沉浸在书中的人物形象当中，也初次尝到了创作的艰辛：有时候那些鲜明生动、难忘的景象清晰地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但他无法用笔墨表达，写出来的字句显得那样苍白无力，缺少生气和激情。
已经写好的部分，他必须逐字逐句全部记住。否则，线索一断，工作就要受到阻碍。母亲忐忑不安地注视着儿子的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他必须凭记忆整页整页，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诵，因此母亲有时觉得他疯了。保尔写字的时候，她不敢走近他，只在趁着替他捡起滑落在地上的手稿时，才怯生生地说：“保夫鲁沙，你最好还是做点别的什么事吧。哪里见过像你这样的，老写个没完没了……”
保尔见母亲如此不安，不由得笑了起来，并安慰老太太说，他还没到完全“发疯”的地步。
【点评】这是一段关于保尔在身体残疾、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文学作为继续战斗的武器，靠顽强的毅力进行写作的，也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种与命运抗争、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作品的魅力之所在。生动幽默的语言则衬托出保尔乐观豁达的性格，也增强了文字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