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庞大、居住地辽阔的汉族语，尽管各地的方言与风土人情有着千差万别，但在文化上，却始终维持着统一民族的心理。的国土面积同欧洲差不多，但欧洲最后形成几十个国家。不少国家和民族的差别其实又比中国各地同一汉族的方言差别小。但方言的差别从来没有成为分裂的因素，从文化上说，方块字确是起着维系民族统一的第一纽带的作用，这是不应低估的。此外，标准语，即语言学家们称之为汉族共同语的作用，也同样不可小视，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第二纽带。
中国汉族自古以来，尽管一直有许多方言，但既然有统一的文字，事实上也必然需要和伴随着一种标准语。用语言学家的规范称呼，叫汉民族共同语，这是相对于方言而论的。古代标准语并非出自行政命令，进行推广，并且远不是各地的人都能听懂，却是自然形成的。它出于同一民族内部交流的需要，其作用亦非方块字所能取代。古代标准语的形成和变迁，自然是与政治中心的所在地有关。
在中国古代，更远的情况无法追述，但在秦与西汉时，大致是以秦晋一带的方言作为标准语，而自东汉以降，又以洛阳一带的方言作为标准语。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关系，当然是源与流的关系。事实上，直到隋朝，北方“其辞多古语”，上层士大夫与下层民众的口语差别很小，都是讲《史记》那样的文言。唐诗的韵律，也是依洛阳话为据。宋人谈论“天下语音何处为正”，认为“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但仍应以“读书人然后为正”。当时洛阳话与“读书人”的差别，大致就相当于如今北京土话与标准普通话的差别。
降及唐宋，即使在北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差别显著增大了。富丽堂皇的唐诗中，已经采纳了一些当时的口语。宋代的汉文更出现了口语化的倾向。著名的大思想家朱熹的弟子所编的《朱子语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朱熹使用宋代口语讲授和谈话的原貌。这证明即使像他那样文化修养很高的士人，尽管还是用古文写作，但平日的言谈，甚至讲授儒家经典，也已经不可能像六七百年前的北方庶民那样，“其辞多古语”，但他作为“读书人”，说的还是洛阳话。
自金朝中期开始，今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于是标准话就逐渐由洛阳话转变为北京话。金人接待宋使，“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反映了当时中都话的推广。金朝后期，完颜合周“语鄙俚”，他所写的榜文说：“雀无翅儿不飞，蛇无头儿不行。”众所周知，现代北京话带“儿”字，是其一个特点。看来早在辽金时代，燕地方言即带“儿”字。如辽代称汉人为“汉儿”。燕地方言到明清时成了官话，而在民国时方确定为标准话。
古代的标准话是习惯形成的，没有法定，而且使用的范围肯定不如现在的普通话广泛。故语言学家称之为准共同语，是较为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