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没在石棱中、教授 杨立新 2005年9月23日
评论《》草案，最有意思的莫过于看看典权了。法律业界的人士说到《物权法》草案规定典权，是“三进三出”，尽管有些夸张，但是说的也有道理。在数次《物权法》草案中，经历了规定典权，不规定典权，又规定了典权，又不规定典权了的反复过程。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物权法》草案又将典权删除了。从现在的情况看，不知道将来是不是还要把典权规定进去。
我是坚决主张要规定典权的。？大概有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典权是我国古代物权法的传统制度，是我国民法独创的制度，因此，有些人认为典权是中国物权法的固有制度，是有道理的。在很久之前，在中华法系中就有典权制度。最初的典权不仅可以典房、典地，还可以典人，后来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就只有典房和典地了。一千多年以来，典权制度在中国发挥了重要的融资和担保的作用。现在的《物权法》草案规定的绝大多数物权制度都是欧洲的制度。细细清点一下，惟有典权是中国固有的物权制度，保留下来，应当是有发扬传统、保持民族特色的意思。
第二，近几十年我国典权制度的衰落，与实行普遍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人民相对贫穷有关。在建国初期，土地和房屋存在私有制，因此，典权制度还是被广泛地使用，那个时候的典权纠纷很多，需要法院处理。至公社化和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之后，新设的典权就不多见了，但是由于典权的典期很长，因此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典权纠纷才基本灭绝。因此，我认为，我国人民不是不需要典权，而是在那个时候不存在典权生长的土壤。
第三，现在我国人民是不是需要典权？回答应当是肯定的。首先，在城市，房屋已经私有化，基本上不存在公有住宅的出租问题；在农村，农民的住宅都是私有的；既然存在私有住房问题，而且是普遍的存在，那么，典房就会存在。其次，在城市，虽然土地属于国有，不能设置典权，但是土地使用权却可以设典；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要准许，也可以设典，因此典地并非不可能，而仅仅在于政府所持的态度。计划经济已经改变，土地和房屋都存在私有，因此典权有存在的土壤，就会发生、发展。
第四，在现实生活中，法律为人民的融资方法增加一个新的渠道，会更有利于人民的生活。例如，闲置的房屋不愿意出租，又不愿意出卖，就可以典出去，所有权人既能收到典价进行使用，又能够保留所有权，不至于灭绝产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而且“物权法定主义”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物权法》不规定典权，法律就不承认典权是物权，当事人约定典权就没有法律根据，就会限制人民的权利。从这一点上观察，典权的设立，甚至关系到《物权法》是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大问题了。
出于以上四点考虑，我极力主张《物权法》应当规定典权。我们说，尽管“三进三出”的说法有些夸张，但是典权在《物权法》中已经两进两出了。我劝立法机关还是要好好斟酌，看到《物权法》规定典权只有益处，没有害处。既然如此，干吗非要叫劲，非得把典权清理出物权体系，将这个土生土长的传统的物权制度扼杀而后快呢？因此，我说《物权法》对典权应当“三进”，而不要再“出”，就会给人民一个既新又旧的物权制度，使人民在物权法的规定中又有一个可以自由利用的空间，岂不是更好？
注：杨立新 是法律界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