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是以山海关为界，过了山海关，就是关东了，关东泛指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东北三省，加上内蒙古自治区靠近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几个盟，如果说闯，就是有点冒险的意思，就是没有具体目标的冒险，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甚至连地图都不会有，闯也就是没有具体目标，只有一个东北的大方向，也就是闯到哪算哪，闯到哪走不动了，或者闯到哪累病了，累倒了，就在哪停下，挖个坑搭个窝棚，或者搭个马架，就在哪里安营扎寨，开荒种地了，说“”也是一个比较好听的词，而实际上，闯关东就是逃荒的，就是挑着担子，把不能走路的孩子放在担子的筐里，或者推着独轮车逃荒的闯关东的关东是哪里！
我们家就是闯关东来到东北的，或者说从山东省逃荒来到东北吉林省的，那个时候闯关东，不是一户人，几个人家就能闯的，是一大家子十几口二十几口人，老老少少一起闯的，或者是几户人家成群结队来闯关东的，这样一旦有事的话，还能相互关照的，也好应付的，我的祖籍是山东省登州府来阳县小刘庄，嘉兴二年，也就是1797年，先祖刘玉逃荒来到东北吉林省，至今已经有223年了。
闯关东的人以居多，也有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人，据统计，闯关东的山东人总数达到了1800万，解放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800万山东后人留在了东北，我在农村老家的那些乡亲们，祖先都是从山东闯关东过来的，当时闯关东的人，是从辽宁省开始，逐步向北迁徙的，也就是从辽宁省，到吉林省，再分别到内蒙古东部地区和黑龙江省，一直到解放前夕，闯关东的人口就没有停止过，直到解放以后，战争结束，国家安定，闯关东的队伍才停止了脚步，由于闯关东的人还没有闯到黑龙江省的北部边远地区，至使黑龙江省北部还有大片土地没有开垦，因此上，解放以后，成立了黑龙江省农垦集团，才把黑龙江省边远地区的土地全部开垦出来，就是到现在，黑龙江省的农垦集团还是继续存在的！
“人挪活”，人不挪可能就会被饿死，闯一路关东，讨一路的饭，也有的人永远留在了闯关东的路上，但是为了不被饿死，也要闯出一条生路，闯关东的人带着一份求生的呵求和期望，拖儿带女，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向着关东的方向跋山涉水，也给留在原地的乡亲们留下了一份生机和希望，闯关东是我们一段流血流泪极其悲伤的历史，电视剧“闯关东”也还原了那段历史，做为一个闯关东的后人，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段历史，也会永远铭记那段历史，最后祝福全国人民，生活都幸福，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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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的多是山东人？
“闯关东”是指从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至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这个历史时期内，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的百姓赴关东谋生的历史，共299年。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闯关东”的人员中山东省达七十四万二千人；其次是河北省，共一万七千六百人；河南省一万一千六百人；其他地区一万人。山东省占百分之七十一。时任长春总商会会长董立广先生估计，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九年经过长春的难民，山东人占百分之九十五强。据《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一书统计，从清到民国，“闯关东”的山东人达2500万人。有资料表明，解放前东北的三千五百万人口中，山东人就占了两千万。东北土著称山东移民为“山东棒子”，意为粗野、傻笨，但从未有“河北棒子”、“河南棒子”、“山西棒子”的称谓。山东移民在东北覆盖面之广、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闯”字有猛冲的意思，到关东谋生要冲破一切阻力，勇往直前，犹如上战场一般，何其艰难!然而，这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再难再险也要全力以赴。作家峻青在《东北记行》一文中这样描述“闯关东”的人：“他们过的完全是野人般的生活。但是他们却总算维持住了生命。”同样的是为了生存，山西人“走西口”是为了经商，商场如战场，其险恶程度不亚于“闯关东”。但是，山西人从来不说“闯西口”，其中有何玄机？
山东谚云“死逼梁山下关东”，“闯关东”是仅次于为盗为匪的无奈选择。上梁山和“闯关东”相提并论，是因为二者有相似之处：有饭吃，有风险。明末，辽东地区仍然生活着数百万汉人，然而后来辽东汉人或被后金军队屠杀，或被强行迁出关外，禁止汉人进出东北。清入关以后，留在东北地区的人口不到四十万人。康雍乾“鼎盛”时期，关内各省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平均24人；而辽沈地区每平方公里仅为1.7人，吉林、黑龙江尚达不到此数。可以说整个东北地区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为保护“龙兴之地”，顺治、康熙年间先后修建柳条边于辽河流域和今吉林部分地区。禁止汉人越过边墙打猎、放牧和采人参。辽河流域的柳条边，南起今辽宁凤城南，至山海关北接长城，周长850千米，名为老边，也称盛京边墙。另一条边自威远堡东北走向至今吉林市北法特，长345千米，名为新边。在交通要道处初设边门21，后减为20。每边门驻官兵数十人，稽察行人。有偷越柳条边者，轻则发配充军，重则杀头丢命。如果柳条边是为了保护长白山的资源，那么边外是否就容易站住脚呢？答案是否定的。雍乾年间，由于大规模战事的减少，八旗生丁得到了充分休息，生育日繁。同时，也给他们带来尖锐的生计问题，根据八旗制度，旗人除做官和担任职业军人外是不可从事生产活动的，但“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于是其生日蹙，而无可为计”。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除兵差外，他们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渐染浮华靡风。这使得本来就非常艰难的生计更是雪上加霜。为解决八旗生计，向东北移旗屯田的政策应运而生。屯田东北就必然会发生东北流民与旗人急田争利的矛盾。为保证旗人独享东北地利，严格封禁制度遂成为其惟一的解决办法。移民关东，不仅仅是路途艰辛，风餐露宿，而且还要遭遇重重关卡阻拦，非“闯”而不能成功。
从地理上看，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从胶东半岛最北端的蓬莱到辽东半岛最南端的铁山岛，直线距离约100公里，乘船一夜即可抵达；从胶东半岛的烟台到辽东半岛的旅顺口，直线距离约140公里；从胶东半岛的威海到辽东半岛的旅顺口，直线距离160公里。如果走陆路去关东，环绕渤海而行，要远得多。仅从烟台到沈阳的铁路里程就为1574公里。难道是地理上的优势造成“闯关东”山东人最多吗？未必。因为河北与辽东毗邻，过了山海关，沿辽西走廊即可长驱直入，到达辽东，以至整个东北地区。但河北“闯关东”的人数远远比不上山东。这恐怕要到山东人的性格中找原因了。
山东人质直朴实，胸怀坦荡，而且重感情，讲义气，能为朋友两肋插刀。无疑，这样的品格在陌生险恶的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一个义字把梁山一百单八将聚在一起，“闯关东”同样也要以义字当先。山东人“闯关东”除了开荒种地以外，放山(采参)的人也很多。深山老林危机四伏，就连蚊虫小咬也织就一张索命大网，如果没有同行者互相关照，不要说挖参了，连性命都难保。挖参行帮崇拜的祖师孙良就是山东人，他的墓前刻有其临终前留下的绝命诗：“家住莱阳本姓孙，漂洋过海来挖参。路上丢了亲兄弟，沿着蝲蛄河往上寻。三天吃了个蝲蝲蛄，不找到兄弟不甘心。”孙良没有找到亲兄弟，自己也饿死在蝲咕河边。舍命救亲人，这就是山东人。忠义是挖参行帮必备的素质，把孙良尊为祖师爷毫不奇怪。同样，这样的性格也使山东人敢于“闯关东”，而且由于山东人吃苦耐劳，生活节俭，更容易获得生存空间。
山东人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淘金。说起淘金，不能不提到夹皮沟金矿的一个金工，原藉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韩家庄的韩宗宪。韩宗宪为人粗犷豪放，行侠仗义，后来成为夹皮沟金矿的首领。到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开采沙金矿22处，脉金坑口7处，金工达四五万人。咸丰二十年(1870年)，夹皮沟金厂日产黄金500余两，是当时世界上产金最商的矿山之一。夹皮沟地处柳条边外，民间俗称韩宗宪为“韩边外”。
“从龙入关”的人并非都出于自愿，不少人怀念故土。清廷政权稳固后，于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下令：“令民愿出关垦地者，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这无疑给封禁撕开了一个口子，也成为“闯关东”的肇始时间。东北土地肥沃，吸引了大批贫苦百姓移民。清廷的移民政策时松时紧，但总体上是逐渐放宽。至道光五年，清廷在柳条边以北地区对民人封禁体制走向瓦解。至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235年的封禁完全结束。“闯关东”不再受政策局限，其大潮亦拉开帷幕。有清一代，山东人“闯关东”达700—800万人，而掀起高潮则是在中华民国期间。当时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官府盘剥，天灾肆虐，山东人不堪其苦，涌向关东。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东北后，既无资助，又无保护，全靠一双手，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他们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俗，成为今天东北汉族人的主要来源，并为开发东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